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4)》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4)》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绑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惫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纔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4)》。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计算机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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