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杭嘉和，在杭城十四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中，成了不大不小的学生领袖、新派活跃分子。而一向就有济世之怀的领袖欲旺盛的杭嘉平，则心甘情愿在遥远北方的青年海洋中充当一滴小水珠。
嘉和进入“一师“的前一年，任教美术与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已经削发入山。在一师的大操场上，嘉和与他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着那个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校长经亨颐走来走去，心里充满着完全与茶庄茶楼风马牛不相及的神秘的新鲜的气息。他开始写白话诗，画人体素描，接受各种主义的宣讲，还在学校进行勤工俭学。他的一位慈溪同学，把本家郑世表所著的《乙已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借给了他看，倒引起了这位热爱自然科学的五四青年的兴趣。
他对郑世横这个人从前毫无了解。只知道1905年，当时的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薄派了他以及翻译、书记、茶司、茶工等人去了印度、锡兰，考察茶业，故有了《乙已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小册，册中有这样一段话，使杭嘉和大为欣赏，曰：“……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锡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业经习惯……·且印锡茶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近观我国制造墨守旧法，厂号则奇零不整，商情则涣散如故，运路则崎岖艰滞，合种种之原因，致有一消一长之效果。“
嘉和边读边唱然长叹，中西之一消一长，何止茶界，实在是国力的一消一长啊。
父亲杭天醉在家中把从前的书房辟为禅室，有事没事，在里面饮茶打坐，又为这禅室取一名，曰“花木深房“。嘉和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他的父辈——从前父亲是这样爱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他那时倒仿佛不如现在这样离茶更近更亲切呢。
看到了放在红木桌上的郑世磺的书，杭天醉顺手一指，便说：“这个人，我晓得的。光复前四年，在南京霹雳洞建江南植茶公所。“
然而郑世横在霹雳涧设立的江南植茶公所，辛亥之后便停了业。直到1914年，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商业司，将湖北羊楼洞示范场改办成了试验场。与此同时，云南有个叫朱文精的人，成为赴日本学习茶技的第一位华人；1915年，北洋政府又在安徽祁门南乡平里村建立了农商部的安徽示范种植场；1919年，浙江农业学校又派了上虞人吴觉农等去日本学茶。
杭州人氏杭天醉本人对这一中国近代茶业科技时代的到来，并非毫无知觉。他曾经给在北京执教的赵寄客写过一信，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嘉平送到国外去留学。赵寄客却急信一封前来寻访嘉平的下落。原来嘉平自从结识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便三日两头不回赵氏公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干脆失踪了。沈绿爱一听，急得连喊带叫，沈绿爱随着年岁的递长，性格变得越来越焦灼，和杭天醉性格越来越沉默，刚刚走了一条相背的道路。沈绿爱越叫，杭天醉就越不屑于和她对嘴。直到她叫累了，才说：“你叫什么？问一问嘉和，不是什么都明白了！”
果然，嘉和已经接到嘉平的信，他正从北京动身回杭，决计做一把“运动“的火炬呢。
嘉和穿着长衫，卷着袖子，吃饭时风卷残云，说话又多又快，一副天下已经交给他们负责的神情。因为从未有过的激动把他搞得手足无措，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戏剧化了。他走进走出，手里老是提把斧头，目光从极似父亲的似醉非醉，变得炯炯有神。猛一眼看，甚至眼睛都变大了。他骄傲地举着利斧，说：“我们正在做木笼，谁还敢再卖日货，就叫谁站在木笼里游街示众！”杭天醉对着这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狂热的大儿子说：“你不用找我，我家有日货，你只管烧了便是。”
嘉草捧着一堆衣服，说：“妈说这全是日本料子做的衣衫，怎 么办？”
嘉和说：“这些我们家都不能要，嘉草，你快把我床下那双东洋产的皮鞋拎了来！”
嘉草说：“我记得这鞋是大舅送的，你一双，爹一双。”
嘉和便看看天醉，不吭声。杭天醉皱了皱眉，挥挥手：“我原来就说不要的，拿走了才清静。”
正说着，绿爱拎着个旧的柳条箱子出来，打开一看，手帕、草鞋、袜子、毛巾、肥皂、药品、鞋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绿爱倒是去湖滨运动场看过热闹了，所以爱国热情陡然高涨，穿件单布衣，套件小马夹，身上还流汗，说：“不少东西，那还都是叶子留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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