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是签订了，苏联方面的军火也早已整装待发，但炮火连天中的中国大地，何处去收集茶叶交货呢？须知，自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之后，原来应有的茶叶生产、收购、销售等流通体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加以烽火遍地，交通阻塞，组织茶农生产、加工、运输，又谈何容易。当此时、不少人以为，在如此的战争纷繁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中国各省农村间的成百千万担零星茶叶，加工成箱，再集中交货，无疑是天方夜谭。吴觉农先生与杭嘉平等有识之士反复切磋，以为唯有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收购和运销，方能解决以茶易货的问题。况且，借此抗日之际，正可实现取消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从茶业行开始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
对这一设想，杭嘉平无疑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他自青年时代立下的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宏愿，恰与此构想不谋而合。在茶界实现这一革命，无非是总体革命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已经是中年人的杭嘉平，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地务虚了，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关于茶业革命的具体的操作之中。
在吴觉农、杭嘉平等茶人的介入下，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的形式，于1938年6月实行了。正是在这个大纲的名义下，吴先生与杭嘉平等人，代表贸易委员会，分赴各产茶大省联系，并分别成立了茶叶管理处。
与此同时，贸易委员会为了办理对外贸易，特意在香港设立机构。当时的港英当局，还不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中国方面只得以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吴先生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兼任了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茶叶。当时的浙江宁波、温州、鳌江和福建的三都沃、沙埋、福州等地，都还可以租用外国的轮船装运茶叶至香港，所以1938年的华茶外销，竟然超过了往年的许多。杭嘉平作为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出入奔波在香港、武汉和中国各大茶区之间，直到1938年夏末，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如果说，杭嘉平走上了家族茶业一行的老路，尚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其中的话，那么，罗力的从事茶业，便是巧合中的巧合了。战时物产调整处、茶叶运销处派人专门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坐上了去前线的军用卡车。来人说，从中央政府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茶业收购的官员，建设厅建议部队抽调了他去接待。罗力听了非常吃惊，他说他是专门从事作战的，他和收购茶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来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你们的长官说了，你有一个茶行的未婚妻，又会开车，有这两条就够了。”罗力上前线心切，一个劲地解释有一个未婚妻的茶人和他自己是茶人，完全是两码事。那人可不听，说他不管这些，有话让他自己找那中央来的大官说。到末了，罗力真正是哭笑不得地下了车，。直到两人见面，交待了身份，才方知无巧不成书，他们竟还有这么一段茶缘。
现在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已经驾着这辆军用小车，在日军尚未占领的茶区和这些拉锯战的战区，连续跑了一段时间。除了从事当务之急的茶叶统购统销之外，杭嘉平还担负起了一个更长久的任务，对茶业行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技术改造及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实地的考察。一路上他不时地站在茶园前，仔细地观察着这些成片成片的茶园，想的正是这件要事。
此刻，他一边吸着老刀牌香烟，一边说：“这片茶园，和我们前几天看到的一样，早就应该齐根所新了。我对茶业这一行说不上熟悉，不过从小也就知道，茶树是三十年就该这么所一次的，没有破坏，哪里来的新生。“
“你说这话，倒叫我想起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你说抗战也就是建国，抗战的时间越长，建国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
“我知道我这话或许不会被你们这样的党国中人接受，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这个制度下的国家早已奄奄一息了，没有这场战争，国家，或许就已经毁灭了。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就是建国的。“
罗力用手拽过一把茶叶，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来回搓弄了一阵，然后塞进嘴里。夏茶生叶的苦涩，超过了他的想像，但他还是不停地咀嚼着，一会儿，嘴角就泛出了绿色的泡沫。这样咀嚼了很久，他才小心翼翼地说：“二哥，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过什么建国。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老家东北的地下挖矿，国家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也从来不对国家抱什么希望。我们出来打仗，是因为我们的家被毁了，我们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被日本鬼子杀了，我们的家被强盗占了，我们要不打回老家去，我们从此就没有家了。要说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不早早地赶走日本人，我和寄草就没法子团圆了。还有什么能比没法子和自己的女人守在一起更叫人受不了的呢？所以，我希望战争早一天结束。也许那时候，我会想到建国什么的，也许？“他摊摊手，有些不相信自己似的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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