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你肯定错了！”得放盯住了得茶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路线的立场付出代价的。”
“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
“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在呐喊，杭得放也在呐喊。他在得茶的斗室中来来回回地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它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魁力，像原子核突然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
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得茶，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得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得茶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得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顾堵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得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得放显然进人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
“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为什么振臂一呼而百应？为什么这呼声来自最高统帅？什么叫史无前例？是谁真正歪曲了真理的声音？是谁要在神州大地上建立水泼不进针插不人的独立王国？谁是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杭得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地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得茶就是他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它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得茶说：“再给我倒点茶。”
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
得茶发现他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洁，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他只好那么泛泛地宽慰他。
“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他告诉得茶，得茶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到很多人，他们杭家人是在所难免的。
“就把它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得茶回答。
得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
现在，得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让你认不出来！”
茶学家抗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呆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馆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六十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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