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说评书似的讲完以后，我被逼得破涕为笑，一边笑一边说：“死胖子，你肯定是认错人了，他要是有你说的那么威风，我怎么能和他分手？实话告诉你，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只在床上威风过，比你强一百倍。”
赵忠见我揭了他的短，不好意思地说：“贝贝，打人不打脸，前些日子我到医院做了检查，糖尿病，尿里查出四个加号，血糖严重超标，医生让我住院治疗呢，都是从胖上得的。”
我同情地说：“赵哥，你应该下决心减减肥了，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应该多爬爬山。”
赵忠感慨地说：“贝贝，人生可不能光想着爬山，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当年许智泰领着你们搞我的‘政变’，我可是灰溜溜地离开市政府的，离开市政府后我想了很多，我为什么下海？就是想换个活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干吗非得一棵树上吊死，我就不信不走仕途之路我就活不了了，经过这些年的打拼，我明白一个道理：人要想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
赵忠的话让我深受感动，酒足饭饱后赵忠想用车送我，我拒绝了，我想一个人走走。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平静而空虚，我一向是不甘于平静的，总想为自己创造一个命运，可命运却仿佛受到了像彭国梁之流的指使，专门欺负像我这样的弱女子。我恨命运，是命运将世界交给了男人，让男人统治女人，我敢说，这个世界要是能由女人统治，一定会好得多的，最起码充满了母爱，而母爱是最伟大的。然而女人生来就不是统治世界的，女人生来是统治男人的，男人是由女人生的，就必须由女人统治。但是现实中却并非如此，现实是女人生来是由男人消遣的，男人有两种游戏，第一种是权力，第二种是女人。这两种游戏是谁创造的？还不是该死的命运。命运还为女人安排了一位“大姨妈”，每个月都要光顾一次，女人只要活着就要流血，这就是该死的命运。自从我做了人流手术后，身子里头好像出了什么毛病，要不然就是长东西了，每个星期都来两天那玩意儿，我知道我应该去找一找医生，可是我现在要找厕所，因为该死的“大姨妈”又来了，幸亏我带了卫生巾。
从公厕里出来，天上下起了毛毛雨，不远处有个推三轮车卖假碟的，我想起王朝权跟我分手时给我的那封信，又想起赵忠在吃饭时谈起的在葡京赌场遇上王朝权时的表情，一下子对《真实的谎言》感了兴趣，我信步走过去，问缩头缩脚的小贩有《真实的谎言》吗？他让我自己找，我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问他多少钱？他说八块，我没讲价就付了钱，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此时雨越下越大，我像一具苏醒着的躯壳，双手紧握着那张盗版光碟，仿佛它就是我干瘪的心脏，只有它才能维持我发凉的体温……我知道从今以后，无论我的处境是好是坏，都只是一种荒凉的存在，其实存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存在。该死的生活，该死的存在！
我一直隐藏在卡夫卡的《城堡》里，对，我就是村长家的柜子，村长不过是我的代言人，或者说我就是村长。你们可能以为我疯了，竟敢以村长自居，不是我发疯了，世界本来就这么荒谬。要弄明白我是怎么到村长家的，或者说我为什么就是村长，首先要弄明白是谁深夜踏雪来到了村子。你们可能知道，是我的“下属”——土地测量员K，他一进村子就被一双眼睛盯上了，一个叫奥特，一个叫杰里梅斯，卡夫卡称他们是K的助手，卡夫卡一贯玩这种把戏，别信卡夫卡的，其实，奥特和杰里梅斯就是监视器，和我一样，只不过他们化装成了K的助手，我化装成了村长。别以为K真像鬼子一样进了什么村子，这又是卡夫卡玩的一个小把戏，村子其实就是城堡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城堡统治的，城堡是什么？就是巨大的官僚体制。由城堡统治的世界当然就是公众世界，K是土地测量员，当然就是公务员，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但是村长，也就是我——文件柜，为什么称他为外乡人呢？因为对于公众世界，也就是人民群众来说，他是公务员，不是普通群众；对于城堡，用你们流行的话说，城堡就是官场。在官场上，K显然是一个不懂潜规则的人，因此我只能称他为外乡人。你们或许质问我，K怎么不懂潜规则了？很简单，他一进入桥头酒馆，就要冒犯维斯特维斯伯爵，竟然半夜三更想去向伯爵要许可证！难怪史华兹对K叫道：“请对伯爵政府放尊重点！”你们会问我，桥头酒馆指的是什么？这很难说，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乡政府，管他呢，反正是政府派出机构，是政府基层组织的具体化，要么K怎么会惊讶：“这个乡下酒馆还有电话？他们的装备倒挺齐全。”我这么一说，你们大概就会明白，店老板、老板娘、史华兹以及“电话那端的弗雷兹”都是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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