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一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一场戏是一个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一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只有一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文化味，但照
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再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古希腊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时就闹地震。古埃及的人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十分之准。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了沙盘鲸鱼之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谁要对此有怀疑，必是妖孽之类。这是因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则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一看，正是天圆地方。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木匠都能指出来：一个圆，一个方，斗在一起不合榫。要么都圆，要么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一光——北极光！要是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一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发你，说你是个乱党——其实，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不少犹太人——教授里有犹太人，同学里也有犹太人。我和他们处得不坏，但在他们面前总有点不自在。这是因为犹太教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换言之，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进天堂的优先权，别人则大抵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和一位犹太同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后就会完全
两样：他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未被选中，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地方我虽没去过，但从书上看到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了那里，十之八九会像鸭子一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测。本来可以问问犹太同学，但我又不肯问，怕他以为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选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几句，给我找个在地狱里烧锅炉的事干，自己不挨烤，点起火来烤别人——这虽是较好的安排，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傲得很，不肯走这种后门。我对犹太同学和老师抱有最赤诚的好感，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勤奋；就是他们节俭的品行也对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个省俭的人。但一想到他们是选民，我不是选民，心里总有点不对劲。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是些没了味的老话，但它的影响还在。我有几位外国朋友，他们有时用自嘲的口气说：我是个洋鬼子。这就相当于我对犹太同学说：选民先生，我是只地狱里的烤鸭。讽刺意味甚浓。我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既不愿听到人说别人是鬼子，也不愿听人说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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