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丁。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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