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够团结一心的了。”杜念基说，“这几个行长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敢干出这么大的事情？”
“听行里的老员工们说，徐行长人最好了，他在任的时候，我们行盖了新的办公大楼、新的家属宿舍，还兴建了半岛大酒店这个在路平最有名的宾馆。徐行长对行里的员工也特别好，有一年元旦，全行员工在半岛大酒店联欢，徐行长手里拿着一大把红包，见到一个员工就发一个，见到一个员工就发一个，把大家伙儿高兴坏了。”小不点儿说。
“红包里装着多少钱？”杜念基问。
“至少一百块钱。”小不点儿回答道，“就连当时在我们行参加培训的其他行的员工，他都很热情地给他们发了红包。那天，等到半夜十二点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徐行长干脆从兜里掏出一大把一大把的现金，往我们员工人群里撒，大家伙儿都乐疯了，你争我抢，可热闹了。”
“看来这个徐行长挺平易近人的啊。”
“那当然了。”小不点儿说，“他可比于行长强多了。于行长这个人不怎么样，他在我们行的时候可厉害了，动不动就批评人，大家伙儿都怕他。在路上远远地看到他，都躲着他走，很怕被他撞见了，又让他莫名其妙地批评一顿。他不给我们盖房子，也不给我们发钱，真是个小气鬼儿！”
“他后来不是被调到别的行工作去了么？”
“是啊。就是因为他为人不怎么样，所以在我们行待不下去了。听行里的老员工们讲，1999年全国搞‘三讲’的时候，大家伙儿给他提了好多意见，投票打分的时候也不给他打高分，让他过不了关，急得他乱蹦，后来就被上级调到别的行工作去了。”小不点儿说，“嘻嘻，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报应。否则，如果他能够像徐行长那样紧着给我们盖房子，我一到我们行参加工作，就能分到房子了，那该有多好啊。”
杜念基听罢笑了：“许行长这个人怎么样呢？”
“许行长我是见过的，我大学毕业到商贸银行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我们行的行长了。”小不点儿说，“许行长不好不坏，人也不厉害，也不给我们发钱、盖房子，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许行长在我们行的时候，不是整天闷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出来，就是不到行里来，显得非常神秘。他从来不到我们这些基层单位里来，弄得我们这些小员工都怎么不认识他。有一次可有意思了：我们行一个储蓄所里的员工在半岛大酒店给他妈妈摆酒席过生日，喝多了，在电梯口因为挤着上电梯，跟一个人吵了起来，还推搡了他几下。后来那个员工才听人说，那个人就是我们许行长，天啊，可把他吓坏了，赶紧去许行长的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许行长挥了挥手，把他撵了出去，但是后来也没难为过他。你说许行长这个人怪不怪？”
“嗯，是够怪的。”杜念基说，“那么除了这几个行长弄了不少钱之外，你们行里的其他员工得到过什么好处没有？”
“怎么没得到？我们这些年翻盖了办公大楼，新建了家属宿舍，买了高级轿车，逢年过节都发很多钱和东西，把大伙儿都乐坏了。不过，就数我最倒霉了，刚入行时间不长，本来行里已经商量定了，过一段时间还要盖家属宿舍的，可是行长突然失踪了，这件事也就泡了汤。哎，没有房子，我拿什么结婚呢？”小不点儿忧心忡忡地说。
“怎么？担心自己变成老姑娘，嫁不出去？”杜念基故作轻松地问。
“去你的，你才是老姑娘呢！”
“不过，依我看，你没拿他们那么多好处是对的，也是幸运的。”杜念基接着说，“这件事迟早要败露，到时候，凡是有牵扯的人都脱不了干系的。”
“是啊是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多的钱划到国外去的呢？”
“哈哈，连你这位老前辈都迷糊了吧！”小不点儿兴奋地卖弄道，“因为资金数额巨大，所以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利用企业，借助地下黑钱庄，然后再在香港澳门等地搞实业投资，设立公司，以表面正常的资金往来把钱划出去。有的，甚至直接把资金划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你说可怕不可怕？”
“这听起来怎么像演电影一样？”
“可不就像演电影那么惊险么！”小不点儿说，“比如我们这里的半岛大酒店，实际上就是我们徐行长自己投资的实体，他用自己家的企业往境外转移资金，多方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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