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明显急切起来，“不，罗叔，这事……我……不能听你的，我了解点点，她爱着那个人，我现在就想找到他。”
干爹说：“没有的事，要有也是以前的事，他们以前可能是好过。”
阿牛说：“不是可能，而是肯定的，我亲眼见过他，小妹很喜欢他的。”
干爹说：“那他为什么不来找她？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想找都找不到是不？这说明什么？分手了，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阿牛说：“但我认为这不是那个人不喜欢点点了，而是点点欺骗了他。”阿牛简单回顾了一下他应冯叔的要求去找高宽的过程，然后解释道，“我后来一直在想，他当时为什么情绪那么大，还说什么让小妹去找富贵人家。现在我想明白了，一定是小妹出事后，心里怕他有想法，不敢爱他，骗了他，把他惹怒了。”干爹听了一言不发。阿牛接着说：“小妹心里有障碍，对他不惜撒谎忍痛割爱，这是个误会，罗叔，我一定要找到他，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再给小妹一个机会。如果他因为那点鸟事嫌弃小妹，行，到那时我再来娶小妹。罗叔，今天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打心眼里喜欢小妹，但小妹有心上人，我不能趁人之危，夺人所爱，我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心上人，让他们再续良缘。”
听到这儿，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后来我知道，正是这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高宽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上海。这一年，他先去了重庆，后来又去了延安。此时，他的身份是周恩来的特使，前来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他有意选择大年三十这一天回来，正是为了安全，他打扮成一个边幅不修的艺术家，提着皮箱，扛着画夹，从车站里走出来，即使我见了也不一定能认出来。他曾是演员，擅长化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原来的他是年轻的，风华正茂，书生气十足，而现在则有一点离经背道的沧桑味，头发长过肩，胡子乱如麻。
春节后，我们回到上海，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二哥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下面有西药店、外贸公司、典当铺、酒店、轮船等实业。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讲得很好，加上又有罗叔叔明的关系，暗的协助，生意日日兴旺，盘子越做越大，迅速成了上海滩的新贵。阿牛哥离开船上，在二哥旗下的典当铺里做了小老板。铺子开在外滩电信大楼背后的弄堂里，据说有一次阿牛哥就爬上电信大楼干了一票，用开花子弹把鬼子的一只运油船点燃了，船和船上的汽油都烧个精光。我还是在原来的学校当老师，为了便于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就在那时开始跟二哥学习日语。一天下午，我坐三轮车去典当铺找阿牛哥会面，我下车后，走进铺子，看见阿牛哥在铺子里当班。我放下一包东西，取走一包东西：一只装有玉手镯的盒子。我记住了阿牛哥的话：晚上八点，在老地方上船，有领导要来视察我们小组，给我们作指示。
晚上八点，除了干爹外，我们都到了：赵叔叔老G、郭阿姨老P，还有干爹的那个司机——我想起来了，他姓阎，是个诗人，爱喝酒。他是我们小组中最早遇难的，就在这次见面不久后，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我把下午从典当铺里拿来的盒子还给阿牛哥，“还给你，我只戴了几个小时，又是你的啦。”二哥说：“怎么又是这玩意，你们就不能换个别的东西嘛。”老P说：“对，老是一样东西拿进拿出，万一被人瞧见容易引起人怀疑。”二哥推推阿牛哥，“听到了没有？”阿牛说：“知道了。”我问老P：“郭阿姨，晚上要来什么领导啊。”老P说：“那可是个大领导，从延安来的，我也没见过。”二哥问：“叫什么名字？”老P说：“姓林，双木林，名字……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还记得的。啊呀，干我们这行的名字有什么用，都是假的，一天都可以变几个。”阿牛哥说：“前面没码头了，他怎么来？”我白了他一眼，说：“这还用说，他肯定是坐船来的嘛。”大家笑了。老P对阿牛哥笑道：“当哥的怎么还没有小妹聪明。”阿牛哥笑道：“她的脑瓜子谁能比，扒开来看，里面肯定有个金算盘。”老P说：“那你脑袋里肯定有架望远镜。”二哥说：“所以嘛，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你金算盘就不会给你望远镜。”这时，一直在掌舵的老G说：“老二，前面来了一条船，估计是他们来了，准备发信号。”
二哥提着手电筒，走出船舱，与前面来的船对信号。信号对上了，两条船减速靠拢，并在一起。我先看见了干爹，接着便看见了大领导——天哪，他不是别人，居然是我的高宽老师！虽然他长发齐耳，变了很多，但我还是一下认出了他。刹那间，我大脑唰的一下，一片红，接着是一片白，差点晕倒。我极力稳定身体，心又蹦到嗓子眼，让我眼前一片黑暗。我闭上眼，低下头来，极力安稳情绪，心里默默想着，又不知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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