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２〕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丰之余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２〕。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４〕，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５〕，看《化学鉴原》〔６〕；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７〕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８〕，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９〕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１０〕。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１１〕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１２〕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骸骨的迷恋”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３〕“新党”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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