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2）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3）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4）告我已在厂甸（5）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蹰，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臂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6），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7），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8）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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