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莲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真是又想笑，又想哭。她只是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感激地笑了。
八年抗战结束，日本投降了。这个时候，秀莲的孩子已经学会走路了。重庆市民通宵狂欢，连塞不饱肚皮的大学教授和穷公务员，都参加了庆祝活动。人人都高喊“中国万岁！”为国家流过血，除了破衣烂衫和空空的肚皮之外，一无所有的伤兵，也这样叫喊。军官们在衣服外面套上军装，把勋章打磨得锃亮，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其实呢，他们之中有的人，根本没靠近过前线。
普通市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抗战八年，过的是半饥半饱的日子，现在胜利了，可是他们连买杯酒庆祝胜利，都拿不出钱来。只有空喊口号不用花钱，于是他们就喊了又喊，一会儿参加这股游行队伍，一会儿又参加那一股。
宝庆守在家里，他不想加入庆祝胜利的行列。他低头坐着，想着八年来发生的一切。失去了最亲爱的大哥；最心爱的女儿，又让个土匪给糟蹋了，如今有了孩子；顶要好的朋友坐了牢。天下太平了，孟良会不会放出来呢？
宝庆叹了口气，又笑了一笑。总得活下去。很快就可以和战前一样生活，从北平到南京，爱到哪儿到哪儿，哪儿有人爱听大鼓，就到哪儿去。是呀，还得上路。卖艺能挣钱，不管花开花落，唱你的就是了。不管是和平，还是打仗，卖你的艺，就有钱可挣。卖艺倒也能宽宽裕裕过日子。
要做的事太多了。想办个曲艺社，没搞成；曲艺学校也还没影儿。总有一天，这些事都得好好办一办。
几天以后，方家开始收拾行装。宝庆出门买船票。一夜之间，船票猛涨，有了卖黑市票的。他们当初来重庆时，也是这个样子。他用了一天工夫去送礼，求人情，讨价还价，最后把现钱差不多花光了，才在一只船的甲板上，弄到了几个空位子。两天以后就开船。
宝庆变得年青起来，精力充沛，劲头十足。要复员了，他兴奋得坐不住，睡不着。回下江去，他的一切，都跟来的时候差不多。行李不比来时多，顶宝贵的东西，就是三弦和鼓了。只有家里的人口增添了。失去了亲爱的大哥，添了两个外孙，还多了个小刘。
满心欢喜之余，他想起了那些运气不如他的同行，比如唐家。他去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他一道走。本来犯不着去找他们，不过大家都是同行，把他们留在陪都，钱又不多，未免不忍心。可是宝庆去约他们的时候，唐四爷倒摇了摇头。他乐意留下。重庆的大烟土跌了价，琴珠哪怕不唱书，也能挣大笔的钱，养活俩老的。
开船的前一天，宝庆去跟大哥告别。大清早，他跑到南温泉，爬上山，到了窝囊废的坟头，哭得死去活来。痛哭一场，他心里好受了一点。仿佛向最亲近的大哥哭诉一番，泪水就把漫长的八年来的悲哀和苦难，都给冲洗干净了。
他最痛心的是秀莲。大哥跟他一样疼她，象爸爸一样监护着她。要是他活到今天，她哪至于落得这般下场，丢这么大丑！大哥的坟就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宝庆跪在坟前，觉得应该求大哥原谅，没把孩子看好。诉说完心里的话，他恳求窝囊废饶恕，求他保佑全家太太平平。烧完纸，他回了重庆。
一肚子委屈都跟大哥说了，宝庆心里着实舒坦了不少。他象个年青人一样，起劲地收拾行李。二奶奶向来爱找麻烦，她想把所有的东西，从茶杯到桌椅板凳，都带走。宝庆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送给在书场里帮忙的人，给他们留个纪念。秀莲和大凤把两个孩子一路用得着的东西，都拾掇起来。这么远的路，大人好说，孩子可不能什么都没有，要准备的事儿多着呢。
收拾完东西，秀莲抱起孩子上了街，想最后一次再看看重庆。在这山城里住了多年，临走真有些舍不得。她出了门，孩子拉着她的手，在她身边蹒跚地走着。她知道每一座房子的今昔。她亲眼看见原来那些高大美观的新式楼房，被敌人的炸弹炸成一片瓦砾，在那废墟上，又搭起了临时棚子。她痛心地想到，战争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她自己。
在山的高处，防空洞张着黑黑的大口，好象风景画上不小心滴上了一大滴墨水。她在那些洞里消磨过多少日日夜夜！她好象又闻到了那股使人窒息的霉味儿，耳朵里又听见了炸弹爆炸时弹片横飞的咝咝声。是战争把人们赶到那种可怕的地方去的，许多人在那里面染上了摆子，或者得了别的病。亲爱的大伯也给炸死了，她倒还活着。她使劲忍住泪，觉得她和她那没有名字的小女孩，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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