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飒12岁左右随着父母从南方下放地重新返回到北京，暂住在南郊屠宰场的一间小屋里，并且经常跑到场南的内部火车站观看运羊的闷罐车卸羊，又扬着树枝子帮人家轰羊入圈时，她对男女的区别还是混混沌沌的；但是有一天她又尖着嗓子欢叫着轰了一阵羊以后，突然下体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令她不适而惊慌……她扔掉树枝跑回那间暂住的小屋，母亲蒋盈波正在屋里和面准备包饺子，母亲看见她一脸的汗水把那惶恐的表情衬托得格外强烈，不由得马上问她：“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她捂着短裤的裤裆，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母亲说：“妈，我、我……我流红水儿了……”
那一天经过母亲的指点，她才知道女人的身体和男人的身体有根本的不同。
……不是故意，并且不曾浮跃到心理的上几层，在日常生活中，她渐渐感到父亲的身体比母亲的身体更有一种无形的鉴赏价值。在炎热的夏季，父亲在家里不仅经常只穿一个汗背心，更有干脆赤膊的时候，这时在一瞥一触之中，就觉得父亲肌腱的紧凑饱满和浴后体毛体臭的毕现，都格外好看好闻，令人欣悦钦羡。后来父亲面容明显衰老，皱纹日多日深，头发日疏日白，但直到突然病倒以前，那胴体都仍然还不失其强壮和雄悍……在父亲和母亲因为这个那个发生争执乃至吵骂时，她总是超越是非判断而不假思索地站到父亲一边。再渐渐大起来，她就总从心底里觉得母亲有负于父亲，是一种根本性的单向欠负，她冷眼旁观，心存不平，因而对待母亲，即使是简单地喊她去吃饭，她也总是报之以一脸的阴郁，这当然也就更促深了母亲对她的嫌厌与对嘹嘹的超过实际的高评价与公然的偏向……
小舅蒋盈海是个作家，曾经同二舅蒋盈工一起议论过她母亲蒋盈波和父亲屈晋勇日渐疏离的感情状态，那是在小舅家中。她当时同小舅妈在厨房里包饺子，小舅、二舅没把她当成一个心性上已然成熟的角色而加以避讳，所以议论的声音很大。她却随着手中包饺子的动作把那些议论都紧紧包裹到了心中。
小舅议论说：“阿姐这几年一天到晚满脑门子心思是职称的事。也难怪，偏赶上更年期，你想她学校里挨挤兑，身体上又不适，脾气暴躁，动不动跟勇哥无端地发作，也就难怪了！”
二舅附和说：“现在这个体制，也真没什么道理。晋勇他们那么大个单位，上千人，不动产就值好几千万，可因为属于北京市，北京市整个儿才是一个部级，下面的二商局才是一个局级，食品公司才是一个处级。因而肉联厂只摊上一个科级，晋勇在部队里原是大尉，现在转业到这么个厂子，工资级别不仅比一二把手都高，比局里的头头脑脑们也高，所以这几年人家涨工资，他却完全不能动，阿姐少得了叨唠他吗？当然不光是为那点钱，阿姐是个自尊心最强的人，从小如此。如今忽然又时兴论学历，评职称，晋勇有什么学历，他工会主席评哪门子职称，所以阿姐心里头，怕就把他看轻了几分，再不像当年一个河北小地方的一个什么专科学校里灰头土脑的小教员，仰看北京堂堂部队文工团的一条扛四个豆的大尉那么觉得光彩照人、可敬可爱了……唉唉，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有那背运的时候哟……”
小舅便又说：“我几次去，都好像两个人刚冲突完……勇哥倒只是默不作声地招待我，阿姐却有时候还要借题发挥地恶声恶气，比如一边捅煤炉子一边暴躁地埋怨：‘就这个命就这个命……搞得我活了这么大连暖气也享受不了！’要么突然大喝一声：‘屈晋勇，你又把汤勺胡撂到哪儿去了？！’……当然实在也是祸不单行，阿姐明明是研究生的学历，英语测试成绩优秀，又有学术论文发表在有关的刊物上，课时不消说早够了，带实习学生反映也不错，可人家就能在组织‘无记名投票’的时候把她‘差额’掉，阿姐去找院领导，人家用‘深表同情’、‘名额有限’两句话就把她打发了。她的这种不幸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勇哥又不能深刻地领会到，或者虽然领会到了，却又不会帮着调解，你想他们在一个屋顶底下，还能和谐吗？北京市的规定偏是，单位分房子夫妻以男方为主，阿姐他们学校分房子，又没阿姐的份儿，而勇哥他们单位的新房子，盖在丰台那边，阿姐死活不愿意去。有一回我刚说了句‘丰台那边如果挨着花乡那风景空气倒是挺不错的’，阿姐就粗声恶气把我顶了回来：‘那你怎么不赶快搬过去？！我就不愿意将来在那么个地方养老！我要住得离城近！我要住城里头！’后来北京市规定有点变化，单位分房子夫妻以职务职称高的一方为主，阿姐好不容易终于评上了副教授职称，学院里好不容易又有一轮分房，这回阿姐终于排名在分房红榜的头几位。可是，又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勇哥他们单位坚决不同意他们将所住的旧房倒换给学院，他们交不出旧房，也就分不到学院新房，嗬，这下阿姐对勇哥的怨气就更大了。据说勇哥对付她的惟一办法，就是沉默，这样夫妻两人简直就不说话了，同在一个屋顶下，那该有多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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