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六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六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仑美奂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舫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人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吃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合。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要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机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楫》，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定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