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马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陪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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