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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