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不知道，在英国时，从记者的报导，从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都仔细描写过中国的贫穷和苦难。中国的故事永远是悲惨的，让那些神经脆弱的太太们读不下去。所以中国是最值得革命的地方，需要马尔罗笔下那种敢于牺牲的中国英雄。这时，他非常清晰地记起在去年九月，从香港乘船驶进上海时，他对这个国家的革命充满了怎样的激情！他写给母亲的“遗书”，他来中国就是为了奔赴一条值得献出生命的危险的路。
首先，现在看来有一种可能事件的发展，会使我卷入中国的革命政治，我想我会成为一个杰出的行动者，我想试试。
其次，我做任何事，必是出自坚定的信念，我对这个世界弄到如此白痴般一团糟感到有责任，而且，对身受此难的苦命的中国人深为同情。如果我的中国朋友冒险，我希望我分担这危险……
这封长长的“遗书”，他一直保留在身边，没有寄出。因为他到中国后，西方人写个不休的苦难，他看到不多。相反，他看到老百姓有自己喜庆的祥和，一旦从苦力劳动脱身，他
们的生活也自有风趣。就说青岛，下等餐馆墙上也必然挂挂书法，柜上摆盆花。他们在这个海湾边放个塔，那个山头放座庙，艺术融入自然，毫无唐突。有钱的人似乎不少，乡下的地主也能供子女到日本、西方留学。而知识分子有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理念。至于中国女人，更是好看，而且喜欢生活中美的东西。他由此竟然忘记了中国生活的另一面，或者说，有意不去注意那些带有腐烂化脓的地方。
如果母亲看见他那封遗书，只会理解他，并且只会喜出望外他变了主意。因为遗书中有一段他自己也觉得给母亲看很不妥的话：
我的一生过得幸福而诚实，我情愿暴死而不愿其他死法。比如不想老死床上，没有比上战场更让我激动的。我当然想看到未来，我会尽全力不死，我完全不是烈士，但我现在能对这样一种结果心平气和地考虑。要是我去闹革命，我肯定会带着氰化钾，所以你不必担心我受到折磨。
历史真是个拿人开心的舞台总监。他现在却坐在最舒适的头等火车车厢里，驶向中国的名城，宫殿古都北京。裘利安真心地感到了内疚，他被中国文化和中国女人的魅力迷惑住了，享受着生活的种种奢侈。
或许，他天性就沉耽于快乐吧。
他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用一个许诺安慰自己：记住这个国家的贫穷苦难，他应当为此作出牺牲。时间一到，他就能！
闵说：“我会在北京等你。”她的声音是那么孤独，又是那么的充满激情。
面对如此美妙的爱情，他有权利暂时忘掉自己的衣袋里是否有氰化钾。
裘利安从皮箱里取出一个大信封，抽出闵的英文小说手稿。他开始读她的小说，火车正在跨过一座很长的桥，车轮与铁轨的撞击有如敲钹。火车轻轻摇晃，但是看不到桥下有水。窗外的景色渐渐蒙上暗色，他拧亮座位边上的灯，桌上有啤酒，水果和可口的法国菜。头等车厢的舒适，像一层又一层的纱幕垂挂下来，他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快速的活动舞台上。这舞台很好，再也看不见余下的世界。
闵的英文字迹极为清秀，他一边读，一边用铅笔修改个别用词。但是往下看，他就被故事吸引住了，不再改动。这是一个女孩在一个奇怪家庭长大的故事。她父亲有九个妻妾，母亲是第三房，娘家原是福州四大富豪之一。父亲从朝廷领差到福州，上她家做客时，母亲被叫来送点水。他正要欣赏一副画，她和一边的丫头帮着打卷挂轴，她穿了件深红色丝质上衣和裤子。母亲的手指启开画轴时，娴静优美，神情自如，如画上的睡莲。于是父亲迷上几乎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这个少女，当天就提了亲。母亲在这家排行老七，女儿太多，并不珍爱，做三妾也不算太委屈。
但不知为何父亲爱她母亲远胜过其他妻妾，和她母亲度过的夜晚比其他人合起来都多。这个大家庭里妻妾内争已经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她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年龄相差太大，而她太小，帮不了母亲，母女的日子很难过。
父亲是清宫廷军机大臣，住着一个大宅。这女孩从未弄清过到底有多少套院子，经常在“自己家里”迷路。她管大老婆叫妈，对自己母亲叫三妈。没有人弄清大院子里还住着多少人，那些管家裁缝，花匠和厨师，差不多是一样的面孔，旧的佣人尚未去，新的佣人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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