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禽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厌!”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观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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