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向海洋发展的一个障碍是它的经济力量和技术水平。海军的建设成本很高，对技术的要求也很高。仅有一个强大的海军还不够，还需要强大的空军、很强的太空能力，才能保证海军的指挥、通讯、侦察等任务，以及海军最基本的安全。海军的攻击力主要在空中。印度早已拥有航空母舰，表明它对海洋的野心（雄心）由来已久，比中国早得多。不过，现在的印度在安全上处于两难境地：陆地发展受地缘政治的限制，海洋发展受资金和技术的限制。在北方，印度的地理位置显然很不利。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前，印度需要解决它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领土问题。只有解决了陆地问题，印度才能够放手向海洋发展。否则，它只能在陆地和海洋之中做出选择。印度的实力还不允许它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大规模发展。
在马六甲海峡或波斯湾，周边的一些国家可能制造麻烦。不过，它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针对中国的可能性更小。如果美国对某一个国家实施禁运，它可以选择的点不止一个马六甲海峡，那里繁忙的交通使检查和拦截变得不容易。美国有能力在全航线上阻拦别国的航运，还可以登陆，禁止货物（如石油）出口。对于需要保障海上航运畅通的一方，确保某一个点的安全还远远不够。它需要保证整条航线的安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的，甚至在货物的源头、航线还没有开始的地方。所以，保护方比攻击方的任务重得多。一旦出现禁运，或需要保护海上航线的情况，离全面战争就不远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货船受到德国的攻击而参战。日本因不堪美国禁运，才决定偷袭珍珠港。
如果某国针对中国封锁马六甲海峡或航线，中国就必须打破封锁。中国将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采取对策，选择有利的战场。有能力在马六甲海峡打就在那个地方打。但中国不是非要在自己不占优势的地方作战不可。如果作战条件还不成熟，就应该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在自己占优势的地方还击，攻敌所必救，攻敌所必交换。这个策略不妨碍和平时期在弱势的地方布局，以图有所改变。但是，除非国家间的整体实力对比出现大的变化，布局不容易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强弱对比，反而可能在战时成为对方的便宜目标。
d?中印关系
在中国与每一个邻国的双边关系中，中国可能都多占一点分量。这是由中国的总体实力和地缘位置决定的。但是，美国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重要玩家，在所有地区都有驻军；邻国们也往来密切，经常有彼此借重的时候。这些因素在中国周围造就了一个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存在单纯的双边关系，任何两国都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分割开来。双边关系是复杂系统，牵涉的国家越大、越多，系统的复杂程度就越高。中印双边关系就是复杂程度较高的系统。
印度继承了英国人对锡金的宗主权，并最终吞并了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而锡金在历史上是附属于西藏的。在与俄国的想象的竞争中，英国把西藏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享有一系列特权，并在江孜驻有军队。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后，也想把这个势力范围当成英国人的遗产继承下来，它继承的是一个帝国的地缘战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进军西藏之后，印度认为中国侵犯了它的利益，导致它“失去”西藏。这是1959年印度收留达赖喇嘛、中印在1962年爆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西藏问题爆发之前，中印两国是“兄弟”关系，在那些偏远的地方，本来不至于因对方哨所向前推进了几公里而爆发战争。两国领导人也曾这样说过。印度在1959年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集团，总理尼赫鲁亲自前去拜访。这时，事情起了变化。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中国也不相让。中印之争是中英在西藏问题上对立的继续，是过去地缘政治冲突的延续。边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1962年的边境战争是今天中印关系的基础，在印度尤为明显。印度人不能忘记惨败，而中国当时不过是想“教训”它一下。在1949年以后，中国有过三场较大的边境战争：1962的中印冲突、1969的中苏冲突、1979年的中越战争。只要看一看战争的年代，就知道它们都在巨大的国内动荡之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xdx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显然，这些边境战争不仅与边境局势有关，更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国界没有最后划定的时候，双方都很有可能尽量地向前挤占一点，甚至在国内媒体制造一点紧张气氛，以便在今后的谈判中占据主动。这就是当年尼赫鲁的策略。毕竟，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是美国和苏联之外“第三势力”的中坚；印度是中国少数几个朋友之一，中国在联合国需要印度的支持。这些是尼赫鲁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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