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
庞士伟来到武汉。他以前就来过武汉，曾经想在汉口的汉正街租一个门面做生意。他发现做生意是要讲究市口的，市口好，生意就好，市口不好，生意就不好。武汉是湖北的省会，是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什么武汉能成为省会？能成为中心？而庞士伟的家乡红安却不能成为省会成为中心？说到底，就是因为武汉的“市口”。
别的地方不说，就说庞士伟现在站着的地方汉正街，恰好位于长江和汉水的交叉口。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古代没有铁路，没有航空，也没有高速公路，水上航运是主要的交通，长江横贯中国的十二个省市，汉水是中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江河，这两条大动脉在这里融会，当然要“杂交”出汉正街，“杂交”出汉口，“杂交”出武汉。所以，同样是做生意，在这里肯定比在家乡具有更多的优势。这个道理庞士伟懂。不是现在才懂，而是早就懂了。可虽然懂，虽然早就动过这个念头，虽然两年前就来看过，但当时他的主要业务在家乡，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武汉，因此也就没有在汉正街租门面。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庞士伟张罗为村里修路的事情最后闹成那么一个结局，让他很伤心，他决定从此之后要把主要精力移到武汉来，在省城大力发展一下，等以后真正有实力了，才考虑为家乡做贡献。所以，这次他打算在汉正街租门面，好好做生意，做真正的生意，做大生意。但是，到老地方一看，好家伙，房租价钱涨了整整一倍！
庞士伟找到原来的熟人打听，问怎么回事。熟人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汉正街的店面租金涨价一倍是普遍现象，并没有谁故意欺负他是乡下人。熟人还带着庞士伟沿着汉江从桥口一直转到四官殿，一家一家地打听，结果确实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店面价格都涨了一倍，有些地方，比如靠近铜人像旁边的那个市口，涨价幅度更大，翻了一倍还拐弯。庞士伟犹豫了。房租价格翻了一倍，意味着每个月的成本都要增加一倍，这个变化超出了他原先的预算，如果生意不能同步增长一倍，可能就要赔钱。庞士伟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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