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啊，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为陆院长跟他开玩笑。
“有人向院里反映，说是你卖了设备和涂料配方，你还不承认吗？”陆院长非常严肃。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在打我的小报告？你们当领导的凭什么不查清楚就相信别人的陷害？”脾气倔强的王衍芳认为自己没有卖配方，自然不承认这种诬陷。这次与陆院长的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王衍芳越想越不对劲，他想来想去，觉得打小报告的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怎么好的陈大姐，现在又是自己的组长，一气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从课题小组撤了出来。在之后的3个月时间里，院里对王衍芳偷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进行了审查，但最后却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为此闷闷不乐，觉得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跟领导的关系也慢慢疏远起来。对于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么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带动下，他慢慢迷恋上了打牌赌博，甚至上班时间也瞒着领导溜出去找人玩麻将，随着赌瘾的养成，王衍芳逐渐将工作荒废。这些事情反映到领导那里，更加加剧了领导对他的不满。
第三次打击在1992年。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当时的房屋分配原则，单位可以将职工的福利住房卖给个人。但在这次单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为王衍芳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加上此后他赌博耽误工作，单位就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直到院里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经办理了买卖手续，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没有从自己的缺点找原因，反而认为是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觉得单位的决定就是领导说了算，是陆院长从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陆院长。
第四次打击是199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能够照顾自己患病的母亲，孝顺的王衍芳把母亲在崇文区的房子与同事换了房，王衍芳当时考虑两个便利，一是换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顾母亲，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气，能够让母亲过个暖和冬天。但是，正当王衍芳的母亲住进那间小平房之后，房子里的暖气却莫名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恼火，认为是陆院长下令给停的，他只好找到院里的米书记，但米书记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王衍芳一气之下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折腾了一圈儿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暖气问题。此时已经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将被冻了很久的母亲送到大哥那里。没想到，母亲刚到大哥那里就大病一场，之后经过医治，命虽然保住了，母亲却从此一病不起，差点变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觉得，母亲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院里给停了暖气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陆院长、米书记了。
此后，王衍芳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此事，最终通了暖气，也帮助其他十几户都装上了暖气，街坊邻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领导们对王衍芳更不满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次打击，这个打击对王衍芳来说才是真正致命的。1995年院里成立了装饰研究所，王衍芳因为学化工出身，正好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装饰研究所。面对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并向领导发誓“再赌就剁一只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证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国家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单位里的工程师需完成科研成果、专利、发表学术文章等软指标，或者达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标，但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长聘任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任职工，当时因为王衍芳的赌博以及和领导关系的僵化，已经没有科室愿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当时的规定，凡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由研究院下属的发展中心接收。1997年，王衍芳与发展中心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该中心规定，每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盈利额上交到院里，否则就中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按期上交3万元，王衍芳就要卷铺盖回家。这不是那种获得某种补偿的下岗，而是被辞退，被辞退的职工是没有任何待遇的。
但是，到1997年底，王衍芳第一年度没有完成指标，他只好借了1万元找院领导，希望院领导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把没有完成的指标顺延到1998年完成。按照院里的规定，本应终止劳动合同，但面对王衍芳的请求，发展中心又与王衍芳续签了一年劳动合同，但在合同期内，王衍芳仍没能完成指标。1998年2月，研究院将王衍芳的档案转至王衍芳居住的街道，不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王衍芳被辞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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