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10分钟的时间里王衍芳连杀2人。随后，满身鲜血的王衍芳走出办公楼到路边打车，准备去买汽油烧了研究院，但是，过往司机没有一个敢停车。
研究院里的3名保安得知王衍芳杀人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王衍芳。王衍芳拿着刀对保安说：“给我离远点，这事跟你们无关。”随后，王衍芳回到四楼的一间办公室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110报警：“我叫王衍芳，我在复兴路34号院杀了两个人，你们赶快来！”之后，王衍芳又打给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组电话，告诉栏目组的人说：“我半年前寄给你们的信可以打开看了。”
打完电话后，王衍芳拿着刀来到楼顶，此时警察已经赶至现场，将王衍芳围困在楼顶。在与谈判专家交谈近1个小时后，王衍芳被民警制伏。
被捕后，王衍芳对杀人的事情供认不讳。
2006年9月25日，在案发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衍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上，王衍芳对自己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6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衍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给绝望者以希望，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
王衍芳目无国法，杀人手段狠毒，实属万恶不赦，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3条人命，3个家庭，顿时毁于一个不理智的报复。王衍芳的杀人动机难道不该令我们感叹深思吗？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如果不是王衍芳赌博不上班，甚至还有倒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行为，领导们会为难王衍芳吗？难道两位领导就一定是害得王衍芳妻离子散、生活无着落的直接仇人？也许是因为当时研究院的某种规定或者集体讨论，院长、书记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院长、书记办事不太圆滑结下了仇恨。因为他们当年恰好在那个位置上，他不得不为王衍芳的仇恨承担风险。
但在本文中，我们应该还注意到一些关键词：改制、承包、辞退、返聘……，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单位“改革”的历程。王衍芳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研究员，说明他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草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过一次次人生打击，1998年44岁的王衍芳最终因为单位“改制”被实实在在地淘汰了。
如果将一些单位“改制”的措施比作“地图”，这些措施就是一把软软的看不见的匕首，被这把匕首所伤的人，更多的是自己舔舔伤口继续挣扎在人生的苦旅中。但是，总有不堪重压的人会就走极端，王衍芳就属于后者，而凶手王衍芳在杀人时连“地图”都免了，直接举起菜刀就砍向领导，这种行为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那些现在手中还有些权力的领导们需要记住。
当然，把离开单位8年的王衍芳的犯罪原因完全归罪于企业、甚至归罪于改革和领导，也是毫无道理的。根据有关材料证实，研究院在两位被杀害的老领导带领下，获得几十项省部级科技奖，其中陆院长个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享受国家级特贴的国内知名专家。他们领导的研究院年收入由几百万元发展到上亿元，连年被北京市评为北京市科研院所中的前十名，科技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研究所的广大员工非常爱戴、尊敬这两位老领导！
猛一看，这起血案猝不及防，突然发生，是偶然事件，但要看到王衍芳的复仇已经酝酿了8年，王衍芳早存害人之意、杀人之心。试想，在这漫长的8年之中，倘若有一次有效的思想工作化解他与单位日趋激化的矛盾，倘若有一项得力的措施使他平静下来，倘若事前能够让他放下罪恶的屠刀，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制止了，都不至于酿成这起血案。很可惜，直到王衍芳杀了人之后，人们似乎才知道他真的敢杀人，而且连夺两命。人死不能复生，他的罪恶造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难以挽回的损失，代价实在太大了。
要改变王衍芳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要阻止他杀人的暴行，外因还是应该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让他能够看到工作的前景和生活的希望，体会到人间的关爱和社会的温暖，同时要让他知道国法无情。总之，要让他明白是非和利害，抱有生活的希望，也要对国法有所畏惧。我们的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关心一下身边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帮他们一把，也许就拔掉了引爆仇恨的“导火索”，就会使他们放下将要举起的屠刀，也许就会平安无事了。怕就怕冷漠、推诿和敷衍，更怕的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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