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用这些豪华酒店，除了王富桥自己用来办公，他还煞有介事地分头请来几个退休干部为卓玛修改和撰写申诉材料。
2004年3月，王富桥通过朋友介绍，打着“中办机要局”的名义，带着卓玛找到了某大学一位退休的副校长，咨询关于袁宝璟案子的情况，并请这位资深的法律专家帮忙修改申诉材料。这位副校长见卓玛称王富桥为表哥，王富桥也介绍他和卓玛是亲戚，出于同情，这位副校长帮助他们修改了上访材料，但却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王富桥却从卓玛那里一下子拿到了150万港币！
王富桥在这位副校长面前吹嘘自己手里“有首长批示”，这位副校长让王富桥拿出来，王富桥担心露馅，连忙说：“首长的批示是绝密文件，锁在单位的保险柜里，没有带在身上。”这位被蒙在鼓里的副校长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王富桥唯一帮助卓玛找到的具有真实身份的法律专家和领导干部！
拿到副校长帮忙修改好的材料，王富桥领着卓玛来到北京什刹海旁边的一所四合院，见到了一位自称首长办公室主任的胡某，并通过胡某见到了一位老太太。王富桥神秘地对卓玛说：“这位老太太是一位跟中央领导私交很深的革命老干部，老人家答应帮忙向中央领导递交材料了，很快就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了。”
但是，此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在卓玛的多次追问下，王富桥说已经有了“中央首长批示”，卓玛让王富桥拿出来看时，王富桥却以机密为由搪塞过去。
但时间一长，王富桥担心不能继续取得卓玛的信任，为了让她见真实的材料，2004年8月，王富桥带着卓玛找到北京某报社的法制部主任，通过这位主任向全国政法机关为卓玛走过300封机要内参，但这些所谓的“机要内参”实际上只是一份供有关部门参考的“来信摘编”而已，最后这份“来信摘编”全部泥牛入海。
2004年8月，王富桥还请这家报社的一个记者为卓玛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王富桥对卓玛说：“媒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肯定会对你丈夫的案子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次来的记者都是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社法制记者，你应该多给他们出点钱，每人给他们5000元比较合适。”
卓玛听后立即点头同意了。但是，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卓玛见参加会议的30多人中却很少有什么“大报记者”，有些根本不是什么记者，卓玛感到这次活动组织得实在不尽如人意，最后只给了每个记者300至500元的车马费。当然，这次记者招待会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卓玛虽然有些恼火，但为了丈夫，她也只好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为了继续蒙骗卓玛，王富桥通过那位报社记者认识了一个研究所的曲主任，王富桥立即带着卓玛找到曲主任，并告诉卓玛说：“曲主任的爱人是一位政治局首长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绝对手眼通天，你丈夫的材料可以请他转交给首长。”
于是，卓玛带着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某报社的内参和几名律师联名写的对该案的看法，交给了曲主任。接着，王富桥告诉卓玛说：“曲主任说，要办成这件事情需要1000万元。”
即使拥有亿万家产，卓玛也对这种狮子大开口感到惊讶，她随即对王富桥说：“那我们再找找别人吧，我为丈夫的事情，已经给你拿了800多万元，现在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
事已至此，卓玛依然对这位“中办机要局王局长”深信不疑，更被“王局长”的平易近人和火热心肠所感动。从刚刚认识王富桥几天之后，卓玛就带着司机和助理一起去王富桥住在通州的家，满怀希望地交给王富桥150万元港币，而王富桥拿到钱后就让卓玛回去等消息。3月11日卓玛又和司机在王富桥家交给王富桥人民币150万元，3月20日又交给王富桥人民币60万元，3月21日再次交给他人民币60万元。至此，给钱给王富桥更是家常便饭，直到2004年8月11日在福慧堂内交给王富桥人民币50万元为止，卓玛总共给了王富桥人民币795万元，港币150万元。
但是，王富桥为卓玛所做的，除了找到那位大学的副校长之外，能够找到的其他人，很多经过公安机关核实都是“查无此人”。而卓玛每次要见什么人，王富桥都开口跟她要钱，都说是对方要的，卓玛每次都把钱交给王富桥本人。但卓玛向王富桥问起办事人的情况时，王富桥都以这些人身份保密为由，不让卓玛见面，王富桥的理由很充分：“我是搞机要的，这种捞人的事情，密则成，泻则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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