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大哥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设计院从去年开始决定紧跟形势，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改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我们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我。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必须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励他。
“你运气不错，”他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条是张一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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