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发了。郑没有忘记邓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邓工拍了拍胸脯，说：老兄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会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的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张一民，我去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不见我没关系，我可以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
郑康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说。
“噢，好好。老邓呀，邓庆生。”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牛。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就摆在了一边。对茶壶不感兴趣我不在乎，关键是对信，他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放到了一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看看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他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说。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3
不出半天，两条半路就断了两条，并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气愤，心里想：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生气没用，人还要活，路还要走，旅行还得继续。下楼之后我先买了份盒饭，然后想着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不是还有半条路吗？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石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现在看来这个贵人只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做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石大哥时，已经五点多，他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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