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你没有说清楚，”陈四宝说，“如果我知道你有两地联网这张王牌，我哪能不上赶子。”
戴向军不是很高兴，想，你倒不吃亏，有王牌就做，没有王牌就不做，说到底是见利益就上，见风险就躲。既然你能这样想，我老弟何尝不能这么做。
“好啊，”戴向军说，“不过，我这毕竟挂着国有的牌子，想拉老哥入股也要等适当的时机。”
这话当然动听，但等于没说，在生意场上，陈四宝算是戴向军的师傅了，当然知道所谓“等适当的时机”跟拒绝没什么两样，但毕竟比直接拒绝好听，不会引起陈四宝的翻脸，既然不翻脸，那么就要继续争取，否则，拖得时间越长，希望越渺茫。
“说的也是，”陈四宝说，“不过你老弟的能量我知道，不管挂什么牌子，还是你说了算，只要你想拉着老哥一起做，就肯定能做到。”
戴向军没想到陈四宝态度这么坚决，而且逼得这么紧，如果再不给个态度，这朋友就做不成了。考虑到两个人的交情，即便不能继续做兄弟，起码也不能成为敌人，况且陈四宝早有言在先，他在两条道上都有路子，自己刚来香港不久，如果真与陈四宝结仇，对自己将十分不利。
“行，”戴向军说，“你老哥要是真有心，我这里肯定没有问题，不过参股是大事情，不是在电话里面能说清楚的，找时间我们碰个面，我把公司的底细亮给你，然后再商量入股的细节，你看怎么样？”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陈四宝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行，我听你老弟的安排，你说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
“就这两天。”戴向军说。
在此后的两天里，陈四宝焦急地等待着戴向军的电话，而戴向军则在疯狂地收钱。由于报纸不断地刊登关于天安的“独家报道”，天安寻呼家喻户晓，第一次营业大厅玻璃门被挤碎是戴向军事先策划的噱头，第二次就是真的了，事先并没有做手脚，玻璃门还是照样破了，并且还差点伤了人。营业部每天的收入可想而知。
一年的服务费对任何一个香港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成千上万个客户加在一起就成天文数字了。
由于开户数量超出预算，事先预备好的寻呼机供不应求，戴向军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先入户，后送机，相当于内地医院病人看病需要先缴费挂号排队然后才能看医生一样。本来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广告上的承诺，理应受到广大用户的抵制，但却意外地得到了用户的谅解，而且，越这样做，似乎就越能体现天安寻呼的紧俏，好比越是专家门诊门口排队越长一样，一时间，拥有天安传呼机成为一种时尚，谁没有天安传呼机就仿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总之，这一措施推出之后，非但没有减弱用户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仅仅只有两天时间，戴向军就收回了本次运作的全部投入。
当然，“两天”是个并不确切的数字概念，可以理解成正好两天时间，也可以是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对戴向军来说，多多益善，他不相信所谓的百年老字号，那是清末民初的概念，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今天有钱今天赚，明天寻呼行业不赚钱了，立刻放弃，再进军新行业，比如进军陈四宝手上那个“大哥大”行业，所以，说起来是“两天”，其实他的生意整整红火了将近两个月，把本来该一年甚至是今后几年赚的钱在两个月之内全部提前收回来了。而对于陈四宝来说，他当然希望所谓的“两天”就是今天加明天，最多是明天加后天，但是，当后天也过去了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等到戴向军的电话。这期间，陈四宝不止一次想主动打电话给戴向军，甚至想好了电话接通之后先不说入股的事情，而说一些其他事情，等其他事情说热乎了，再仿佛突然想起来一样，不经意地提一下入股的事情。有那么几次，陈四宝已经开始用他的大哥大拨号了，但拨到一半，实在拨不下去，想着自己还是大哥，也不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没有饭吃了，一定要入戴向军狗屁天安公司的股，上赶子不成买卖，即便是入股天安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自己也不能不顾脸面硬往里面挤呀。所以，那段时间尽管陈四宝天天想着要找戴向军，却每次都忍住了。然而，正当陈四宝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戴向军约他了。
见面之后，戴向军先诉苦，抱怨这些天忙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连今天是几月几号都分不清楚了。然后说有生意给陈四宝做，说他在香港收的这些服务费，自己一分钱也没有落下，全部用来买传呼机送客户了，由于传呼机厂在深圳，跟香港之间隔着一条虽然不宽但非常难以逾越的小河，所以还是要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走资金。最后戴向军才说到入股的事情，说他不能让大哥吃亏，香港天安是南都天安的子公司，如果他吸纳陈四宝入香港天安的股，就等于是请大哥帮小弟打工了，这是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妥当的，所以，这些天他一直苦恼，想着怎么样既让陈四宝成为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老板，又不能让大哥有给小弟打工之嫌，想到昨天，刚刚想明白，干脆，直接请大哥入南都天安的股，而只要陈四宝入南都天安的股，就是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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