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们就讨论了细节。当然，所谓的讨论其实就是戴向军说陈四宝听，因为戴向军似乎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到了。比如关于陈四宝个人身份的问题，戴向军说他已经了解清楚了，虽然他在香港持南太平洋岛国的护照，但在中国大陆的身份并没有注销，可以继续使用。戴向军还说，陈四宝只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提供他在大陆中国的身份证复印件，二是在一系列文件上签名。陈四宝自然又是一连说了几个好、好、好，说一切听老弟的，一切听老弟的。陈四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与十年前第一次认识戴向军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除了皱纹比当初深了一点之外，没有任何变化，而戴向军则不同，脸上的表情不同，内心的想法也不同，连脸上的皱纹分布也与当初不一样。当然，关于他内心的想法，只有戴向军自己知道，旁人是看不出来的，包括他同乡老大哥陈四宝从表面也看不出。不过，他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就只有天知道了。
戴向军对陈四宝说的并非全部是假话。这段时间戴向军确实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不过，他不是在香港忙，而是在南都忙，不是忙公司的具体业务，而是忙公司的债务重组。通过接手“南都红楼”度假村和收购香港的寻呼台，戴向军忽然发现，资本运营才是真正的“运做”，它所产生的利润是陈四宝这样做产品买卖生意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戴向军打算从此之后就专门做资本运营，而具体的产品运做，则交给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去做就行了。比如香港天安开张之后，他就把那边的具体业务交给了约翰陈。，当然，考虑到约翰陈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太讲规矩，即便是做具体的产品买卖生意，也不是很合戴向军的心意，所以，他特意把自己最得力的干将周柏林派过去帮忙，并且周柏林还带了一帮人，如此一来，戴向军自己就可以完全抽出身子在南都忙他的资本运营了。
上世纪90年代，大陆中国资本运营还仅限于重组，包括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而对于绝大多数由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所谓资本运营高手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还仅仅是资产重组，戴向军虽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甚至也没有看过多少金融方面的书，但他悟性好，无师自通，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债务重组。
当然，说戴向军无师自通并不确切，因为他有老师，这个老师就是赵新民。
赵新民就是银行的那个赵行长，当初戴向军由柯秘书长牵线与赵新民认识后，极力扮演财大气粗为人豪爽的样子，很快就与赵新民混得熟得不能再熟了，然后，在根本不具备贷款条件的情况下，由赵新民主动出招，采用打时间差的方法，完成一桩先放款后抵押的违规操作，解决了南都天安的启动资金问题。当然，戴向军没有让赵新民白忙，而是按贷款总额的三个点给了赵新民“咨询费”，从而建立了双方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此，戴向军就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了人们关于“商场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恒友谊”的神话，确信只要两个人一起违法乱纪，就有可能维持相对较长的友谊，比如他和赵新民，就维持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虽然十年并不代表永恒，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人的一生中在商场或官场上驰骋能有几个十年？如果不是很苛刻，在商场或官场上的十年也差不多就是“永恒”了。
戴向军与赵新民能够维持十年亲密关系的关键在于那个“咨询费”。“咨询费”奠定了两层关系。第一，实际上是行贿，属于违法行为，两个人都违法，行贿违法，受贿也违法，为了保证两个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双方的亲密关系，互相不揭发，互相不出卖，互相包庇，所以，这十年里戴向军和赵新民两个人的友谊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牢靠。第二，“咨询费”确立了师生情谊，表明在资本运营上赵新民是老师，戴向军是学生，他们两个都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懂得一日为师终身问父的道理，所以，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关系是建立在祖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有底蕴，不会轻易动摇。当然，能够维持长达十年的密切关系，与他们两个都会“做人”分不开。对戴向军来说，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不仅甘当小学生，而且是个尊重师长的好学生，包括不断地虚心请教，请赵新民到哈尔滨“考察”冰灯节，为赵新民报销一切可以出具的票据，甚至在麻将桌子上故意为赵新民老师点炮等等，做得比赵新民儿子还周到。对于赵新民来说，自然懂得来而不往非君子的礼教，但“来”是装进个人腰包，而“往”则动用手中的权力，基本做到了晦人不倦，不仅主动帮戴向军办理贷款展期，使戴向军从他们银行的贷款实际上可以永远不用偿还了，而且当戴向军进军香港急需资金的时候，赵新民还主动与他一起策划共同完成了用“南都红楼”抵押贷款的操作。这一次，也就是陈四宝在焦急地等待戴向军电话的这一次，戴向军在南都所忙碌的，则是仍然需要赵新民提供及时有效“咨询”的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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