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主任很忙，我们打扰您了。”两位军人异口同声地说，态度和蔼，客气，照例先递上介绍信。
“没啥没啥！革命工作嘛！”梆子老太(19)已经习惯于这种礼节性的客套，应对也已自如老练了，“有什么问题，直说吧！”
谈话正式开始了。
“你们村有个叫胡选生的？”
“有。是普选那年生的。”
“这个青年在我们部队服役。”
“噢。”
“这青年参军两年了，表现不错。”军人热情地赞扬梆子井村长大的人民战士，“连里想把他当个苗子培养，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社会关系。”
从众多的来访者口中，梆子老太(19)听多了也听惯了梆子井村在外工作的男女们的不测之事，听多了那些人的不幸，反而习惯于听那些不幸的事，倒不习惯于听这稀有的有幸的事了。既然作为苗子培养，不言而喻的是，入党和提干。梆子老太(19)不知该对这样的人怎么说话了。
“胡选生家庭是贫农成分。”她说。
“对。”军人点头说，“父母亲在队里表现怎样？”
“一般。”梆子老太(19)说，“不积极也不反动。”
军人很不放心地问：“没有什么问题吧？”
“大的问题倒没有。”梆子老太(19)叹口气，表示惋惜地说，“他爸他妈的历史……复杂……”
“唔——”两位军人相对一看，脸色专注而严肃起来，显然是没有料到的。
“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说他爸是个兵痞，卖壮丁，搂一把钱，去了又跑了，回来再卖……听说到过广东，云南……”
“干过什么坏事没？”军人吃惊地问。
“说不清楚。”梆子老太(19)反而平静地说，“他妈的事，更说不清了。有人说，他爸卖壮丁跑到河南，躲到一家地主家扛活，没过十天半月，把财东家的小姐拐带跑了……”
“你们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查不清。”梆子老太(19)说，“我们派人到河南，她老家那个地方，修了水库，村庄搬迁了，找不到下落……”
“这……怎么办呢？”一位军官摇摇头，犯愁地说，“到哪儿去澄清呢？”
“我们也没办法。”梆子老太(19)说，“弄不清，先挂起来……”
两位军人轻轻叹息着，走出梆子老太(19)家的院子。梆子老太(19)照例用干脆响亮的声音送客人上路：“慢走……”
那个曾祖父当过土匪的胡玉民，由他所在的西安那家工厂的两位干部押解着，遣返回原籍梆子井村劳动改造来了。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孩子，由梆子老太(19)安置在村口储藏麦草的场房里。之后又有两个人被遣送回来，一个是正在兰州念书的大学生，一个是陕南什么县城的什么公司的经理。尽管他们戴着不同名号的“帽子”，梆子老太(19)在接收安置他们的时候，总是一律地用这样的话安慰说：
“你们都是梆子井村人，在外边工作，不给咱们村的贫下中农争气，尽搞反党活动！现在倒好，都回到梆子井来！回来了……好好劳动改造……”
每天早晨，在大队办公室门外的请示台前，站在这里来请罪的队伍扩大了，再不是新地主分子胡振武和老地主分子胡大头两个孤零零的身影了，已经有了一排溜儿。构成这一列队形的成分也多样化了。梆子井村的庄稼人看见，再不是纯一色的黑色裤褂的农村型号的五类分子了，掺杂了蓝色和灰色，衣服虽然破烂，却是制服式样。那一律弯腰低垂下去的脑袋，也不全是过去那两个新老地主分子的光葫芦脑袋了，有了蓄留着头发的工作人的脑袋了。
按照上级要求，梆子老太(19)起初天天早晨监督他们请罪，后来就交给民兵连长去执行，只是在有新的成分增加到这支队列里来的时候，她才来亲自监督一次，看看此人老实不老实，规矩不规矩。
她站在他们面前，听他们一个一个依次开口，说那些天天重复着老一套的活。往昔里，他们都是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不屑说老地主胡大头了，新地主胡振武从村长当到大队长，一直是站在梆子井最显眼的地方说话的人，现在由梆子老太(19)监视着悔罪哩！那些穿破烂制服的人，往昔里在天南海北干大事，挣工资，他们留在梆子井村的老人和家属，过着比一般庄稼人明显优越的生活；他们在年时节假里回到梆子井，穿戴一新，令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羡慕。他们和她见面时，打一句招呼就过去了，不大把她收进眼角里。现在，这些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全都匍匐到她——一个乡村女人的半解放式的小脚前头了。她的一句话出口，就可能使他们流下许多毫无报酬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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