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解缆绳时，他才看我。他见我穿得太单薄了―些，连忙打开包，从里头拽出一件衣服来，拧成一团朝岸上扔过来，“天冷了，你再加件衣服吧！”
“你把所有衣服都留给我了，总得带上一两件吧！”
“我还有一件，够了。穿上吧！”
缆绳已经解开，汽笛鸣叫了几声之后，机器轰响起来，随着烟囱紧冒一阵黑烟，船后翻起一朵朵浑浊的浪花，船离岸前行了。
马水清消失在舱口，并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人群散去。我觉得身后仿佛―下子撤去了墙壁，感到了天气的寒冷，便将马水清留给我的衣服穿到身上，然后，将双手放到衣服口袋里，紧缩着身子，望轮船驶向苍茫深处。我忽然感到了―种前所未有的空虚，两手在口袋里里不住地抓挠。当轮船已经消失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在口袋里抓到了―件东西。我掏出来一看，便立即凝固在了时间里――竟是我写给陶卉的信！
信封还未打开。
现在，由我自己打开。我将那封信从头至尾看了―遍之后，抓在了手中。我木然地站在风中，望着寒波澹澹的大河。风吹着那信，发着清脆而单调的纸响。后来，我将它丢人大河。它随着流水，一闪一闪地去了……
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终稿于东京
那日正是中国的中秋节
《红瓦》马上就要付印了，忽然觉得它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原来没有一个序或后记。没有序或后记，就觉得有点“秃”。可是，时间又不容我再去仔细琢磨出个真正的序或后记来，就拿来不久前写的一篇万余字的长文，然后操起笔，像抡板斧一样，乱砍了一通，将它砍成了几千字的一篇短文，权作后记。文中所说的那几点意思，也正是“后记”中――假如去写个后记的话――想要说的那几点意思。
小说的历史已很漫长了。小说写至今天，似乎已到了烂熟的程度。烂熟意味着事情到了极顶，而事情一旦到了极顶，也就意味着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对小说的以后的图景，批评家们早巳失去了想像力，从而再也没有信心去勾画它了。所以纳博科夫在写了《徵暗的火》之后，美国批评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纳博科夫终于以他独到而怪异的构思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走投无路、再无新招的小说，至少在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可能性。
其实批评家们的担忧，多少属于杞人忧天。
小说毕竟不是―个人――一个人有生老病死；毕竟不是―枚果实――一枚果实有瓜熟蒂落终为泥土之时。的确，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总有一个鼎盛之后而归于熄灭、沉寂的结局。但小说却不是这样一种东西。虽不敢说它能永与日月同在，但也属于那种很难终了的东西。它能绝处逢生，能反复呈现辉煌，能不断地延续自己的历史。虽已过去漫长岁月，但它可能还处于充满活力的青年时期。
小说已走出了古典形态，正走向现代形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古典形态的小说与现代形态的小说，是两道不同的风景。
古典形态的小说，企图成为人类黑夜中的温暖光亮。那些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家，所注视的是正在受苦受难的人类。他们在善与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表现出了人类的良知、人类精英所有的见识与勇气以及作为一个高尚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伟大人格。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做着的，是一篇篇感动的文章。“感动”，是十九世纪艺术构思中的一个核心单词。然而，他们对人类所表示的一切关怀，在今天来看，却不能说都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他们对恶的诅咒，对阶级压迫所表现出来的鲜明态度，对一切被怜悯的人物所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他们对人类所在的如此种种处境所开列的可行或不可行的药方，可以说，仍然是形而下的。
现代形态的小说却放弃了这一层次上的关怀。那些从事这一形态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们，不再一般性地注视善与恶这一基本矛盾，更不在意阶级的冲突以及人类现处的水平低下的物质生活状况。他们认为，这一切，并不是人类悲剧的真正原因――这些原因甚至是无所谓的，由这些原因所导致的悲剧（如一个富人对一位纯真少女的勾引乃至抛弃，如某种独裁制度下的人民失去自由），是一些缺少足够深度与质量的悲剧。他们的思维从“战争、和平、阶级、压迫、专制、民主、贫穷、豪富……”这样一个词汇系统脱出，而进入“偶然、必然、有无、时间、空间、本原、孤独……”这样一个词汇系统。他们从古典形态的小说从未到达和选择的角度，揭示着人类的困境：对于人类而言，时间是至高无上的，由它构成的一座循环往复的迷宫，使所有的价值在这里失去确定的位置，人在其中与万物一样消损；人是偶然性的玩物与牺牲品，人在相信某种必然性时，却总是被偶然性所嘲弄，所突然地颠覆，任何个人努力，任何一个周密的计划，都会在偶然性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或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小说家看来，这―切关怀是终极性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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