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肩头像火烫的―样疼，根本不敢将扁担压上去，便用足了劲，用双手托着扁担，腰弯得像张弓。我集中注意力，心里不停地说：“走稳，走稳……”走在小路上，就像走在―根钢丝上那样心悬悬的。由于使劲过猛，我觉得瞪着的眼珠子有点发胀，汗水流进眼眶，还有点淹人。在爬坡时，我有两次差点滑倒。
乔桉始终是那样一副神色。他似乎永远能挖起火油桶那样大的泥块。随着我和马水清一点一点地坚持不住，他却干得越来越潇洒，越来越有派头。那泥块挖得四面光滑，十分完整，几乎不掉―块碎泥，端起，放筐，都极为自如而准确。他绝不肯很快结束他的游戏。
我们也就必须接受煎熬。
总算熬到了吃中午饭。乔桉把大锹往泥里―插，几步就蹿上岸来，然后扬眉吐气地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下午，我们挑了几担以后，实在撑不住了，便开始磨洋工。
马水清老往厕所跑，有时―去半天，仿佛便秘拉不出屎来了。有一回，我也溜进了厕所，看到他并没有拉屎，而在那儿挤尿。我倒不常往厕所跑，但常蹲到一边去收拾筐子，系一系绳子，补―补漏洞，极仔细，极认真，煞有介事。其实绳子是我故意弄开的，洞是我故意捅出来的。
乔桉对夏莲香说：“我看见老师宿舍门口的水塘边，开了许多小蓝花。”
夏莲香总喜欢在头上插朵小蓝花，听了乔桉的话，与陶卉抬走一筐土再也不回来了。
乔桉便把大锹一扔，在塘边拔了些枯昔铺在坡上，躺下来睡大觉。
邵其平见乔桉躺着，便走过来质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乔桉说：“我把土挖给谁挑啊？”
“马水清和林冰呢？”
“我不知道。大概玩去了吧。”
邵其平火了，离开塘边就去找我和马水清。他先找到了我，问：“马水清呢？”
我只好告诉他：“在厕所里。”
召其平把马水清从厕所里叫出，又将我叫到一块儿，冲着我们吼：“老老实实地干活去！”
我俩只好又乖乖地去继续领略乔桉的“火油桶”。
马水清的身体被娇惯得太不中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往小路旁边摔倒了两次，爬坡时，后面的筐没有抬起，前面的筐滑过来，又使他往后仰倒了一次，还因为两腿―软，扑通，往前跪倒了―次，几次遭到众人哈哈大笑。
他跪倒的那一次，样子很滑稽，形同乞讨、哀求和求饶，连我都禁不住笑起来。然而，就在我笑他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也往前跌倒了一次。这―跌倒使我铭刻在心，终身难忘：我挑到路口时，双腿无力，脚无法抬到应有的高度，脚尖被―块凸出地面的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连人带担子往前扑去，终于跌倒。我很丑陋地趴在地上（就是那种叫“狗吃屎”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女孩的脚――我竟摔倒在了陶卉的脚下。我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直到那双脚极轻柔地走开去，我才爬起来。我猛一使劲，把两筐泥都掀翻在路上，把扁担远远地抡到菜地中间，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傍晚，收工后，马水清照了照小镜子，拉了我、谢百三和刘汉林，来到了乔桉的宿舍门口。当时，乔桉正在洗脸。马水清对与乔桉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说：“走，我们到镇上吃猪头肉去！”
那时，所有的人都饿得变成了馋鬼。每人每月才―元五角菜金，每天中午每人一碗咸菜汤，许多同学能四五个月闻不到肉味。人的嗅觉会因为馋而变得异常的敏锐，让人怀疑那是否还是人的鼻子。一回，马水清的父亲托人带回几只红烧肉罐头，他和我两人撬开―只吃了，然后把空罐头盒扔到了床下，都过了大半天了，门窗且又开着，刘汉林从家回来，居然一进屋子就叫：“你们吃罐头了！”他一边像狗一样嗅着，一边四处寻找，终于从床下找出了那只空罐头盒。馋是―种克制不住、令人忘记―切的欲望的颤栗。它能使人失去自己，处在一种很不清醒的状态里，而在记忆里只剩下某些食品的诱人的气味。馋会使人大失风度，让自己好端端的样子变得很不好看，甚至很猥琐，甚至会使人做出各种各样不光彩的事情来。一九八八年十月，台湾一家大报社与大陆―些杂志社与出版社联合搞征文，那天在国际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位台湾朋友对我说大陆一些人吃相不好看。我听了，并未反驳，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大陆人曾有过一段饿怕了、馋坏了的日子。我想总有一天，在他们完全失去这―记忆且又脑满肠肥之后，他们也会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出一副漫不经心地夹―点菜随便尝尝的斯文而优雅的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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