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驹张开十指，挡住郭师傅的手。他看见对方脸上浮出不悦的神色，就接住酒杯，说：“郭师傅，你甭在意。俺三个上台的时光，给社员立下规矩，无论谁发现干部喝酒，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嘴巴搧……你自斟自饮，吃好喝足，给咱把砖烧好，我就感激不尽了……”
郭师傅盯着对面站着的诚实爽快的年轻人，倒不知该说什么了。他从河南老家出来，已经十多年了，在陕西关中渭河两岸一带，给许多生产队烧过砖，队干部不陪吃陪喝的情形还真是少见。眼前虽然只摆着四个菜盘，两荤两素，小气虽则小气了些，却叫他感动了。
马驹和德宽谢别郭师傅，走到砖窑上来了。小伙子们从窑门里拉着架子车出进，砖屑和窑灰已经把他们涂抹得面目不清了，搬动新砖撞击出的响声，象爆豆一般。他忽然想到兴办砖场之初，他曾对这一班年轻的伙伴们许过愿：“哥儿们，跟哥到这砖场干一场吧！咱们的手表，皮鞋，瓦房，还有媳妇……都在这南坡下的黄土里……”
马驹想到自己鼓舞过别人的话，心里涌起一阵激动，立即丢剥了外衣，拉起一辆架子车，钻进尘土飞扬的砖窑里……
五月里天气多变，乍阴乍晴，忽冷忽热，流行性感冒在冯家滩蔓延。乡村医生冯彩彩，出东家门楼，进西家小院，给那些被流感折磨得浑身酸疼，躺卧在炕上痛苦呻唤着的庄稼人吃药打针，直到夜深人静，才拖着疲倦的双脚，耳朵里装满患者亲属热情诚恳的感激的话语，走回自家小院来。
两间破旧的厦屋，奶奶住在南间，她住在北间小屋里，靠墙立着的药架上，摆满药瓶和纸包。
“彩娃，我从窗子给你塞进去一封信。”彩彩刚走进门，隔墙南屋传来奶奶的说话声，奶奶总是在她回来之后，才能睡着。彩彩一眼瞅见窗根的桌子上，搁着一封信。从那一边倒着的字体就能看出，是她的未婚夫——县地段医院大夫冯文生写来的。她放下信，再从肩头卸下“十”字皮包，洗手洗脸。
“是文生的信不是？”奶奶隔着墙问。
“不是。”彩彩哄奶奶。
“是表姐的信不是？”
“也不是。”
奶奶不再问了，除了这两个人，奶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给孙女来信了。
洗罢手脸，彩彩坐到桌前，扯开印着古装仕女画像的彩色信封，掏出信瓤儿，三页绿格信笺，写得密密麻麻，一律是朝左边倒着的歪斜钢笔字迹。
这是一纸绝情书。
彩彩看完最后一行字，有一阵儿愣呆，把那些信纸扔到桌子上，随之在眉眼之间浮出一缕讥嘲的冷笑。这样的话……完全不必写三页纸，还啰嗦什么嘛！她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县地段医院当大夫的冯文生，虚情假意地说了那么多多余的话；似乎离了他，冯彩彩当即就会跳崖落井，痛不欲生似的。
她早有精神准备。冯文生到县地段医院工作的半年里，对她日渐冷淡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人的意向，这封信不过是迟早总要到来的预料中的结局罢了。
即使是预料不到的突然打击，彩彩也不会象一般乡村姑娘那样，被有幸迈进大学门槛的（或顶替老子吃了商品粮的）未婚男子抛弃之后就失去理智，寻死觅活。她的不幸的童年生活，已经铸就了她应付一切不幸的冷峻的性格。
彩彩长到五岁那一年，冯家滩发生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二十多位操着南方北方口音的“四清”工作队员一下子涌进来把冯家滩搅翻了，大小队干部一律“上楼”（隔离交代问题），身任冯家滩大队长的彩彩的爸爸是工作队紧抓不放的重点人物。他经不住这场被说成是“二次土改”的“革命”的考验，把指头塞进电灯接口里，结束了自己二十多岁的生命。工作队不许对自绝于人民的叛徒举行乡村一般死者惯常的葬仪，也不许唯一的女儿彩彩戴布行孝，只由两个民兵用架子车拉出村，埋到冯家滩背后最偏远的沟坡里。
父亲一气之下告别了冯家滩村民，却把无法忍受的灾难留给了尚不懂得世事的女儿来承担。母亲改嫁到北岭上的一个村子里去了，彩彩和奶奶偎依着生活在越来越混乱的冯家滩里，“四不清”——“畏罪自杀”，这样一个说不清有多大罪责的负荷，到了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之中，更增添了份量，压在孤孙寡婆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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