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筹思河东乡未来的工作的时候，屋里一下子涌进来农业社的男女社员，乱口纷纷：
“咱农业社刚刚成立……”
“你一走，就怕社里乱套……”
“你迟走一年行不行呢？”
冯景藩愣住了，激动得热泪滚滚，张大着嘴巴说不出话。看着那一张张男人和女人以至满腮胡须的老人的脸，他忽然问自己：冯景藩呀冯景藩，你是个什么东西，自个还不清楚吗？缴不出国军捐税粮款，保公所的保丁把你压倒，打断了两根柳木棍子；抓了壮丁，开拔到河南，逃跑时，枪子儿挂着耳朵梢儿，你是重过一世的人。那时候死了你冯景藩，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时候在冯家滩，你说话不顶财东家放一个屁响。而今你活着，有这么多乡亲离不得你，自己能不理会众人的热肠话吗？他实心实意地对众人说：“县委调我哩！事先没跟我说一声，我也实情离不开咱的社……”
刚刚加入农业社的新社员们，还不懂得新社会里干部调动的政策，他们当场推荐出三位社员代表，连夜赶到河西乡乡政府，向中共河西乡党的负责人“进谏”……
乡党支部书记正中下怀。他也担心全乡新建的第一个试点社出现问题而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乐得把冯景藩这样强硬的干部留下。于是，他特别加重语气地向县委组织部汇报反映了社员的呼声。县委组织部收回原调令，改调冯家滩农业社副主任冯安国，就任河东乡乡长……
“老哥，你看……本来是调你。”冯安国为难地说，态度十分诚恳，“我的能耐不行……”
“咱俩再甭推让了……快上任去吧！”景藩诚恳地劝说，“咱穷兄弟能有今天，做梦也想不到。党器重咱，社员相信咱，咱在哪里都一样喀！都是党的工作需要。”
这是难以补救的一步之差。景藩老汉重新点燃熄灭了的卷烟，轻轻吁出一口长气。冯安国和他年龄相仿，现在当着县饮食公司经理，两儿一女，先后参加了工作，屋里只剩下一个老婆，过着清闲日月。每逢年下节日，儿子领着媳妇，女儿跟着女婿，回到乡下来看望养得白白胖胖的老母亲，院子里摆起一排明光闪亮的自行车……冯安国的小儿子今天完婚，三个儿女的最后一件大事就完成了。冯安国现在过的是一种多么舒心的日月啊，难怪脸膛越来越红润，腰越来越粗，人家操什么心嘛！
景藩老汉现在正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三十年来，他泡在冯家滩，还是穿着老伴一针一线缝制的黑布夹袄，嘴里填的仍然是包谷惨子就酸菜。“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经受的折磨就莫要说起，已经过去了。最使老汉难受的是，两儿一女（和安国一样），没有一个安置到正路上。大儿子是个农民，已经娶妻生子，分居另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女儿虽然在社办厂工作，还是吃的农业粮，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现在只剩下小儿子马驹，看来也是吃一辈子农业粮无疑了。可恶的薛家寺的薛老八和他的二女子，竟然提出苛刻的结婚条件，欺辱冯家滩党支书和他的儿子，太叫人难以忍受了！
景藩老汉吸着烟，脸上痛苦地抽搐着。二三十年来，他不仅没有实现当初实行合作化时给社员们展示的生活远景，而且把自己的家庭的日月也搞烂包了，无论公私，三十年里，他竟然一事无成啊！坐在里屋里那些前来给冯安国贺喜的人，抽着烟，呷着茶，谈着笑着，令他反感。设在后院里的临时厨房，传来刀勺叮叮当当的响声，滚油的爆响，打浑笑闹的声浪，这些乡村婚事中特有的喜气盈盈的气氛，丝毫改变不了景藩老汉灰败的心情，反而使他感到腻烦，感到压抑，愈觉难受了。
冯安国跨进门槛，仍然是喜气洋洋地吁声唉叹：“嘿呀呀！农村办婚事这一套，太啰嗦了。”说着，在景藩旁边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慨然说，“你托我给马驹办的那个事，成咧！”
“啊……”景藩老汉猛地扬起头，盯着安国的大眼睛。如此随口说出这样重要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吧？
“我们公司新添了一台车，要找一个司机。马驹在部队上开过车，我心里清楚，正好。”安国说明原委以后，就神秘地告诉他，“好多人给我推举司机哩！我一概回绝说，已经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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