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
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
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
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
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
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
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
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
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
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
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
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
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
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
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
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
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
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
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
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
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
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
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
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
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
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
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
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
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
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
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
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
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
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
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
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
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
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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