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品质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线上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著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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