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我们两人都没活。后来，还是丁然打破尴尬的场面：
“走呀，给你姑妈买东西吧！你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人上岁数了，背呀，腿呀，都不灵便了，不如买一个按摩垫给你姑妈送去！那东西挺方便的，安两节电池就能用，往后背一靠，既当垫子用，又能按摩。”我照他的话办了。买完垫子，他要替我交钱，我说什么拦住了他。友谊是友谊，钱是钱，这是两码事。
走出商场，来到大街上，刚要往103路无轨电车站走去的时候，我忽然看见103路站牌下面站着妈妈。我不愿意让妈妈看见我和丁然在一起，妈妈的担心又该无端生起了。谁知妈妈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的注意力在旁边，她身旁正有一个男人同她讲话，她听得很专注。那男人，我见过，就是上个星期天到家里来找过妈妈的那个人。
怎么回事呢？又是琼瑶式拙劣的巧合？不！不会。他找过妈妈，妈妈有意回避，为什么这个星期天又见面了呢？我实在不明白。莫非妈妈有什么事，瞒着我和哥哥，也瞒着爸爸？
“你看什么呢？”丁然问。
“没……没什么。”我该怎么对他讲？
103路来了，停在站牌前，又开走了。站牌下，没有妈妈，也没有了那个人。可我的眼前，却总是动着他们的身影。
［作者附记］
从举办主题班会，到纪念五四青年节，到同澳大利亚代表团座谈，同学们与黄老师，与校长，以及黄老师与同学们，与校长之间的矛盾和初步理解，是颇为有趣的。在许多中学校里，也是颇具代表性的。
应该说，黄老师的一番苦心，出自她对学生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她不满足于固有的一套，总希望出新，用她自己的话是“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遗憾的是，她所做的一切，学生和校长都不那么理解。原因究竟在于哪里呢？是怪校长保守？还是怪学生偏激？我很想了解一下黄老师自己是怎样想的。事过境迁之后，也许事情会看得较为清楚些。
我没有到学校去我黄老师，而是特意相约：到她家中交谈。我的想法很简单：路天琳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她，我非常想知道她自己的生活。
实在讲，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因为她尚未婚配，依然居住在父母家。住所并不宽敞，老俩口依然把儿子打发到集体宿舍去住，而让她有自己一间小屋。小屋被书挤得越发窄小，墙的四壁挂着几张她的照片，一看便知是少年和插队时期的，向旁人诉说着她青春的年华和她对渐渐逝去的青春的怀恋。她告诉我：中小学校的教师生活最艰苦，能有她这样一间房子的就算不错。他们学校校长至今还三代同堂呢。我不由对她及校长油然起敬。
谈到那主题系列班会、五四青年节……黄老师谈得开诚布公：“路天琳、郭辉，在我们班都是好孩子。他们对这些工作有意见是正常的。当然，他们太天真，也有些偏激，希望什么什么都是绝对的妙，都是理想中的样子。您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不过，从他们这些意见甚至反对的法子，比如春游时路天琳自己跑到十渡等等，倒提醒我们当教师的：教育改革真是非改不可！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有好的方式方法。我觉得他们有意见也好，反对也好，毕竟反映了我们教育中确有失误或偏差的一面，并不会由此而否定对学生必要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学生们也还是需要这方面教育的，同时也在逐步加强理想和集体观念的嘛！你知道的，他们同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座谈，十分精彩，人家回国后整理录音后，摘要发表在报纸上，很震动，都说中国中学生真了不起！问题是我们做老师的有时工作没做好，想得好做不好，或者说没有完全适应新形势，适应现在中学生发展了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和思想特点……”
我深深感叹道：“现在当老师可真难！”
黄老师说．“谢谢你对我们中学老师的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死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一片全新的世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些学生们的！”
我挺受感动。难怪路天琳和黄老师有着许多磨擦，她依然敬爱着这位老师。走出她的小屋，看见他父母正挤在一个已经近乎淘汰的九吋黑白电视机前在看“动物世界”节目。我心中涌出一种酸楚的感觉：我们的老师们所付出和所得到的是多么不相称不公正啊！
黄老师一直把我送到路口。我说：“还有一个问题，不知该问不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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