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
“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
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
“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
“谁？”他问。
“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
“有点印象。”
“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
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
“受排挤？”他问。
“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
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原先在华盛顿？”
“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
“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
“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
“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
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
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
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
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
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
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
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
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
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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