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够巧的了，可不是吗！”
“为什么复杂了呢？”
“我间接听说他们在驱赶住户之前并没有出告示，这些住户说他们已经付了房租给那个地头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房客，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么擅自强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吗？”
“不需要。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常住进一些废屋中去，大多数情况都什么事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就属于他们了。一旦房主出现，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根本不要什么告示。这些流浪汉什么权利也没有。”
“那么德文-哈迪是怎么跟踪到我们公司的呢？”
“那谁知道。他可一点也不笨。尽管他疯可一点也不傻。”
“你认识那个地头蛇吗？”
“认识，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说那个仓库在哪儿？”
“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们互记了电话号码，并说要保持联系。
莫迪凯-格林是个热情而且热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负责保护那些成群的靠社会救济的无名的主顾。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热情和一种精神。
我出去时没有同索菲亚打招呼，她当然也没有搭理我。我的车仍在路边停着，已经盖满一英寸厚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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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在飘落着，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已不记得我上一次是何时驱车驶过特区的街道而没有耽误开会的时间。坐在车里，我感到又热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随着车流在向前行驶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这时最好不去办公室，要是阿瑟对我发火怎么办？我得接待一百个来访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样的声调虚情假意地问：“你怎么样啊？”
我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波利打来的，听声音有点惊慌，“你在哪儿？”她问道。
“是谁要知道我在哪儿？”
“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鲁道夫，一位记者也打来电话。还有几位客户想向你咨询。克莱尔也从医院打来电话。”
“她要干什么？”
“她担心你，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我没事，波利，告诉大家我在医生这儿。”
“你现在就在医生那儿吗？”
“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说了些什么？”
“他倒没打电话来，是鲁道夫打的电话，他们在等你。”
“让他们等一会儿吧！”
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慢慢地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医生让我走时我就会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我们现在正在风暴的中心区，我明天打电话给你。”我说完把电话挂了。
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边烤着火一边赏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了。我驾着车驶上大街，这时家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轻松地沿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场附近我找到了那块墓地，他们就是在这里把那些没人认领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经过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们昨天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就是从这儿运来的。我驶过城里的几个地段，这些地段我几乎从没见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了。天气越来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预报说雪还要下得更大。
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
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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