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见那个警察。”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后，坐在办公桌旁，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思想总是不能集中，我开了车出去转了转，就转到这儿来了。”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在努力捉摸这件事：“你喝杯咖啡吗？”
“不，谢谢，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来这儿的。”
“他现在在哪？”
“大概在特区总医院的停尸房里。”
“如果他没有家人，他怎么办呢？”
“市政府会把他当无人认领的尸体埋葬的，书上管这叫做乞丐的葬礼，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个公墓，他们就把这些人埋在那儿，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无人认领的人埋在那儿你都会吃惊的。”
“我肯定会的。”
“实际上，你会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吃惊的。”
这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事，我没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吗？”
他把头仰过去，望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后，他脑袋开花时，我满脸溅的都是血，所以我问一下。”
这样一来，我就从一个坏家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会有艾滋病。”
“他们死时有人给他们检查吗？”
“你说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是的。”
“多数情况是要检查的，不过德文的死不一样。”
“那你能查一查吗？”
他耸了耸肩，情绪缓和多了。“没问题”，他说，但不那么情愿。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你就是为这而来吗？担心染上艾滋病？”
“这是一个原因，难道你不担心吗？”
“当然也担心。”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是个外勤，年龄四十岁左右，这种人是受尽公共利益法律师欺侮的人。他长着一副犹太人似的黑胡子，戴着牛角镜框的眼镜，衣服皱皱巴巴，帆布胶底鞋脏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却像可以拯救全人类似的。
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种讲社交礼仪的人。“他们预报说要下大雪，”格林对他说，“我们得把所有能开放的避难所都开放。”
“我就在忙这件事呢！”亚伯拉罕答道，说完就匆匆地离开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对格林说。
“你就是这个要求？验一验血？”
“我想就这些，另外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取下红框眼镜，用一块软纸擦着镜片，然后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们中这样情况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里，靠可卡因来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觉，还要让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人踢来踢去，你也会发疯的。另外，他这么做也还有个原因。”
“被人从住处赶出去？”
“不错，几个月前，他搬进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那里有人用一些胶合板隔成一个个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这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就算不错了，有个屋顶，有个厕所，还有水。可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们得向那个搭建房子的地头蛇交钱，他说这个房子是他的。”
“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吗？”
“我想可能是吧。”他说着，从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档案，说来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页。他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内容。“这一下子就复杂了。这份房产在上个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购了，这个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
“那么河橡公司就把这些住户都赶出去了？”
“不错。”
“巧的是河橡公司将由我们公司担任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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