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我们又走过深草区，他说：“一个醉鬼脑袋开了花，你的想法也变了样，不是吗？”
“他不是个醉鬼，他在越南打过仗。”
爸爸在越战的初期驾驶过B-52型轰炸机，这使他一下子缄默了，但仅仅是一会儿，他却一点也不肯退让。“他也去过，嗯？”
我没有回答。球打飞了，他根本连看也没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只球轻轻击到球道上，然后又击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们又走开了。
“孩子，不高兴看到你扔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他说，“你工作这么努力，几年后你就成了股东。”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这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药方。
我把父母带到一个很讲究的餐馆。我们都尽量不提克莱尔的事，也不谈我的工作问题，对于他们所不常见到的孙子的话题也尽量避开。我们只谈老朋友、老邻居，有时我也插上几嘴，尽管对这些话题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周五的中午，我离开了他们，这时距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小时，我又准备回到了特区的那种昏头昏脑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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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
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
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
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
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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