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点钟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让我从这段清醒的白日梦中醒来。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你忙吗？”他问道。
“唔，不怎么忙，有什么事？”
“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们现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过来帮几个小时的忙？”
“干什么？”
“干活，我们这儿的确缺少几个能干的人。避难所和施粥所都人满为患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志愿者来帮忙。”
“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干得来。”
“你会不会在面包上涂花生酱？”
“那没问题。”
“那你就能干得来。”
“好吧，我到哪儿去？”
“从办公室走十个街区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欧几里德大街交汇的地方，你会在右侧看见一个黄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会。我们就在地下室里。”
我把这些话用笔写了下来，我越听就越有些发抖，因为格林先生让我去的地方是常发生械斗的地区。我想问问我是否需要带上枪，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随身带着枪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却不是。还有我那辆车怎么办？我那辆昂贵的车。
“明白了吗？”他停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到的。”我仗着胆子说，可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
我换上牛仔裤，穿上汗衫和标名远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钱包里的大部分现金随身带上。在衣柜的顶端，我发现一件旧细帆布的上衣，还是个有皮里的，上面有咖啡渍和油漆渍，这还是上法学院时穿的，现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后照照镜子，使自己尽量看上去不是个很富裕的人，但还是不行。如果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一个年轻的演员穿上这身衣服，说不定马上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我特别需要一件防弹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当我锁好门，走到风雪中时，我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
飞车开枪射击邻近车辆和聚众攻击行人的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由于天气的缘故，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车辆，十分安全，起码那时是这样的。我找到了那个教堂，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上，这个教堂虽是个主教堂，但并不大，看样子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很明显，原来的教会组织早已把它废弃了。
在拐角处，我看见一群人龟缩在一起，等在门外。我迅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儿那样。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流浪汉的世界。
正当我假装很熟悉的样子向前慢慢走时，突然我走不动了，我被惊呆了，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量之多难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觉；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有的坐在长条桌旁吃东西；有的则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靠墙的每一英寸都坐满了人，他们背靠着空心煤渣砖墙。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亲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边。醉汉僵直地躺着，打着鼾，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给他们发放毯子和苹果。
厨房在地下室的一端，里面忙作一团，有的人在准备食品，有的在发放。我看见了莫迪凯，他在一群人的后面正往纸杯里挤果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厨房的门口摆放食品的长桌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他们在耐心地等候领到一份食物。
屋里很暖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气一熏，闻起来很不舒服，这时一个流浪汉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我直奔莫迪凯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志愿服务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真有意思，”他说，“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却在这儿整夜地干活，你拿着那盘面包。”他指着那边一盘切片面包。我拿起那个盘子跟他走到长桌前。
“这可不简单，你从这儿拿一片大红肠，再从那儿拿点芥末和蛋黄酱。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黄酱，再把大红肠夹在两片面包中问。每十来个再加些花生酱。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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