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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