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里，迈克尔-布罗克耳闻目睹的一切，让他彻底改变成另一个人。他说，我已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而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他从为穷人的无偿服务中获得了乐趣，灵魂得到了安宁，实现了在法学院一年级时如其他一切法学院学生一样许下的诺言：当律师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通篇小说我们都可以感到作者这种情感和听到这种声音，它会感染每一个有同情心和善良感的读者，难怪他的小说如此受人欢迎。
译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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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橡胶靴子的那个人随我身后进了电梯，但起初我并没有看见他。不过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气味——有刺鼻的烟味、廉价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电梯上升时，我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最后向他瞥去时才发现那双橡胶靴子是黑色的，很脏，而且很大。一件褴褛的战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里面一层一层的脏布缠裹在腰间，所以他显得很粗壮，几近于肥胖，但这可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冬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码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是个黑人，已上了年纪，须发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着太阳镜，双目直视，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竟使得我也纳闷，真的，我又为什么去观察他呢？
他不是这楼里的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电梯，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个八层楼的律师都在为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是按小时来付酬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不光彩的做法，尽管我已在这儿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个街头流浪汉到这里来暖暖身子，这在冬天的华盛顿闹市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在六楼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没有按电钮，没有选择他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是尾随我而来。我迅速地离开电梯，迈进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那层楼的豪华的大理石门厅。我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电梯里，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维尔太太是我们公司一位十分富于活力的接待员，以一种她特有的蔑视的表情向我打个招呼。“看那个电梯。”我说道。
“怎么了？”
“有个流浪汉，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调地用法国口音说道。
“对了，再拿些消毒水来。”
我走开了，把大衣脱了下来，把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忘到了脑后。整个下午，我一个会接着一个会，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问题。我朝向墙角正要同我的秘书波利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戴维尔太太站在桌子后面，吓呆了，两眼盯着那个流浪汉手中那支手枪长长的枪管。由于我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她的，他就把枪慢慢地对准我。我也变得僵直了。
“别开枪。”我双手高举着对他说道。我看过不少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我深知该怎么去做。
“闭嘴！”他咕哝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我身后大厅的过道有声音传来。有人喊道：“他有枪！”这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我的同事在敲后门，我几乎都能看见他们从窗户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个笨重的木门，通向大会议室，里面这时正有八名律师，他们都是我们诉讼科的人。八名嗅觉迟钝、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讼师正在耗费他们的时间琢磨怎样毁坏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个叫拉夫特的好斗的家伙。他猛地把门推开，喊道：“怎么搞的？”这时本来对准我的枪口又朝向他，那个穿橡胶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门口处命令道：“把枪放下！”话音未落接待厅里又响起了第二枪，子弹穿过拉夫特头上的天花板，吓得他刚才那股威风全都不见了。这时枪口又朝向我，我没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后面进了会议室。临进去前我看到戴维尔太太正在桌子后发抖，她已经吓呆了，把头缩进了脖子里，高跟鞋整齐地摆放在废纸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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