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枪在空中慢慢地挥舞着，使屋里的八个人都对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击后的那股气味比那拿枪人身上的气味更引人注意。
会议室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几乎把屋子占满了，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就在几秒钟之前它们还显得是那么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视着下面的停车场。有两个门通向走廊。
“都靠墙站好！”他命令说，那支枪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样。他又把枪口对着我，离我的头很近，说道：“把门锁好！”
我遵命把门锁上了。
不知怎么，我总是想起那个邮局惨案中可怕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午饭回来带回一支枪，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运动场上发生的几起惨案以及某个快餐店里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辜的儿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一帮律师！
他连吆喝带用枪威逼，我们八个人都靠墙站好了。当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干什么呢？要问一些问题吗？如果是那样，那就好了，我准保让他满意。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镜，不过他可以看见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枪口对着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脏兮兮的战壕雨衣脱了下来，又把它叠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这时在电梯里闻到的那股味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开始慢慢地脱下里面的一层——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夹克衫。
这衣服那么鼓胀原来是有原因的。在衣服里面，围腰系着一排红色的短棒，我虽没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药。导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面条一样从短棒的两端伸出来，这些东西都用银色的导管胶带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逃跑，飞扑到门边，如果幸运的话，他第一枪没有击中我，而我已打开锁，而第二枪再没有击中的话，我已扑倒在厅廊里了。但是我的双腿在发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听见这八个靠墙站着的人的喘气声和轻轻的哀叹声。这使得那个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个耐心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请静一下。”他这种平静的声音使我紧张不安。他又把腰间的导火索调整了一下，接着从大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扎干净的尼龙绳和一把弹簧折刀。
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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