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你一个人？”
“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法学院的一个朋友，是菲利人。
“你俩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美元。”
他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三十美元，”他重复着，“两个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师。如果他要是问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撒谎。这伙人的胃口也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三十美元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买开胃酒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他问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汤，汤，还有饼干，在一个临时避难所里吃的。汤是免费的。我很高兴能喝碗免费的汤。三十美元可以让我一百个朋友吃顿饱饭，你知道吗？”
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们的钱包、钱、表、珠宝全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枪。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问道。
“不可以！”
我把钱包、现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搜其他人质的衣袋。
“是为了位近亲。”那位先生说，我们都舒了口气。
他让我把这些财物都放进一个手提包里，再把提包锁好，接着又叫我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铃刚一响，鲁道夫就拿起话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鲁道夫吗？是我呀，我是迈克，我在用扬声电话给你打电话。”
“我是鲁道夫，迈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看，这位先生要我把紧靠接待室的门打开，把一只黑色手提包放在厅廊，然后再把门关上锁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手枪就抵在我的脑后，我把门慢慢地打开并把手提包扔到厅廊里，我抬头看了看，没看见一个人。
大公司的律师们最大的乐趣是他们是按小时付酬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他们这种乐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睡眠都很少。吃饭实际上更促进了付酬，尤其是午饭，通常是客户来掏腰包或开支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禁不住琢磨这幢大楼的其余四百名律师在这段等候人质危机结束的时间到底应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坐在汽车里取暖或用无线电话同别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讨债。我想公司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亏了。
下面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场灾难以何种形式结束，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让它快点结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他的头低下了，喘气也有些粗。拉夫特嘴里咕哝着些什么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把头向旁边晃动几下，好像是建议我采取行动。可问题是，那位先生右手握着枪，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应在打盹时还用左手紧紧地握在那吓人的红色导线上。
拉夫特想让我唱主角。尽管拉夫特是公司里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还不是股东，他也不是我这部门的，我们又没有在部队上受过训练。我没有听他的。
“去年你挣了多少钱？”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问我说，声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让我想一想——”
“不要撒谎。”
“十二万。”
他对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献出去多少？”
“献出去？”
“是的，捐献给慈善事业。”
“噢，是这样的，我真的记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负责家中这些财务什么的。”
那八名律师似乎都立刻移动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虽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反驳。“那么，是谁来填写税单呢？”
“你说的是国内收入总署的税单吗？”
“是的，就是那种表。”
“这些事是由我们税收部门来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楼。”
“就在这幢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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