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大楼。
而我们就在这幢大楼里，九个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统计，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事务中心共有几百名律师为它工作，人员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伦比亚特区，就集中在这位先生威胁之下的这幢大楼里。他要我打电话给“老板”，并告诉他说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药。我打电话给我们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并转达了这个口信。
“迈克，你还好吗？”他问我，我们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扬声电话，音量开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说，“请按他的要求来办。”
“他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枪一挥，谈话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枪的指点，我选定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挨着会议桌，离他有几英尺远。这位先生有一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他总是心不在焉地摆弄捆在腰间的导火线。
他低下头看了看，用手轻轻拉了拉一根红色导线，“这根红导线，我只要一拉，你们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说完这话时，隔着太阳镜望着我。我这时感到不得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被他的措辞所打动，节奏缓慢，有条不紊，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现在是个流落街头的人，但过去曾有过像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我问道。
“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他郑重其事地说。问题是问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为我是律师，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这样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好能准确记录下来，当然首先是我们得能活下来。时间是一点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好在令人心烦的寂静中煎熬着，这段时间一共持续十四分钟。
我不相信我们就会这样地死去。看上去他没有杀死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我可以确定我们中没有人曾和他打过交道。我还记得我们在乘电梯上楼时，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他只是想要寻找人质，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似乎是可以使杀人看起来更为合理。这真是不幸。
正是这类滥杀无辜的事才是报纸、电台头条新闻的内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的播放，让人们摇头叹息。接下来的就会是几个律师死亡的新闻了。
我似乎已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我听到外面门廊里的说话声，外面的警笛声，还有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呱啦呱啦的响声。
“你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那位先生问我，这一句话打破了屋里的沉寂。问题问得太突然，想撒个谎都来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说：“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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