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77)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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