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网球场边停下车，开始一单元一单元地寻找。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带着拘捕令和手铐的警察可能正潜伏在某个地方，我极力不去想有关市监狱的种种可怕的传闻。
但有一则故事如烙铁烙在我的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几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轻帮办周末下班后在乔治顿的一家酒吧内痛饮了几个小时。当他正欲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大街时，涉嫌酒后驾车而被捕。在警察局里他拒绝酒精测试，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里十分拥挤，他是里面唯一着西装、戴名贵手表、脚着休闲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脚，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接受整形治疗，出院后回到家乡维明顿，让家人照顾。他的脑部只受了一点轻伤，但这足以成为严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借口。
第一间公寓管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沿着人行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继续寻找。电话簿上没列出赫克托的房间号。这幢公寓楼很安全，小小的院子里摆着许多自行车和塑料玩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一家家正吃晚饭，看电视，窗户上没装窗条。停车场内塞满了车，大部分车都很干净，车身完整。从停车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小区。
一位保安截住了我。当他弄清楚我并无恶意时，就指给我大楼总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这幢楼有多少单元？”我问。
“很多。”他答道，凭什么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单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学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物理课本，但双眼却盯着一台小电视，正欣赏一个游艺节目。我向他打听赫克托-帕尔马的住处，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帕尔马住G-134室。
“不过帕尔马一家已搬走了。”他边说边嚼着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说，“我与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辞职不干了。我正找住处，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我还没说完他就摇头：“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们有九百个单元，有许多人等着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对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转头看电视。
我掏出钱包。“有几个卧室？”我问。
他看看显示屏：“两个。”
赫克托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处要比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他立即就看见了。“我们做笔小小的交易。给我房间钥匙，我看完后十分钟之内回来。没人会知道。”
“很多人排队在等。”他重复一遍，把三明治放进纸盘子。
“名单储存在电脑里？”我指着电脑问。
“是的。”他擦擦嘴。
“这样顺序就很容易调整了。”
他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钥匙，一把抓过钱。“十分钟。”他说。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层楼的底楼。钥匙是对的。进门之前我就闻到了新鲜油漆的气味，实际上油漆还没完工，客厅里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着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纹专家来也难以发觉帕尔马一家留下的丝毫痕迹。所有的抽屉、壁橱、衣柜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垫子也都不翼而飞。甚至连浴缸和抽水马桶也焕然一新。厨房的洗碗槽下没有灰尘，没有蛛网，没有污迹。整个房子都被清洗过了，每个房间都被涂上一层单调的白漆，只有客厅例外，刚涂了一半。
我返回办公室，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怎么样？”他问。
“大小了。”我答道。“但还是要谢谢你。”
“你想要回钱吗？”
“你在读书？”
“对。”
“那就拿着吧。”
“多谢。”
我在门口停住，问道：“帕尔马留下新地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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