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89)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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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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