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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