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
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
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
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
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
“为什么睡这儿？”我问。
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
“我以为你睡在车中。”
“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
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
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
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
“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
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
“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
“我没有。”
“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
“我以为早结束了。”
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
“去。”
“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
“我保证。”
“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
“好。”
“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
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
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
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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